记者:“最美护士”何遥在自己被打伤、血模糊了视线之际也坚持不松手,以48公斤的瘦弱身躯拖住65公斤的病人,“哪怕是被他拖下去,我也不能松手!”这个行为体现了她作为医护人员怎样的一种心理特征?
彭凯平:何遥的行为还不能简单地视为一个医者所特有的心理特征,而应该首先理解为一个善良的人的特征。不能只强调医生的救人之心,而应该看到她首先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有道德的人、有仁爱之心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人的生命看得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更值得、更高贵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有“善心”、有“爱心”、“乐于帮助别人”,这些品质当然是作为医生很需要有的优秀品质,也是任何优秀人才必备的人格要求。
记者:何遥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爷爷经常告诫她“人要负责,不能偷懒”,自小患小儿麻痹症的叔叔鼓励她“人生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您认为,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有怎样的影响?
彭凯平:从心理学角度上分析,应该说,她的善良和道德不完全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有家庭的影响,有社会的影响,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何遥这样“一个好人”的形成,离不开家庭教育,但也许更多的是人的积极天性和个人性格以及生活经历紧密融合的结果。像何遥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我相信,一旦有这样的事再出现,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平时看似普通人表现出英雄般的行为。
同时应该注意到,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也很重要。有爱心的、关于善良和道德的教育,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来讲特别有意义。在现在的教育中,对物质追求的强调可能过多,人们对“成功”标准的定义往往是财富、权势、地位,上名校、成立美满的家庭等等。比如说,一个孩子,上了名校,还没有为社会作任何贡献,就得到媒体大力宣扬,这样的观念过于功利。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强调“爱心”的教育,培养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乐观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比培养一个“成功”的人,更有价值。
记者:老师和同事们反映,何遥平时就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您认为,“善意”有没有一种积累效应?
彭凯平:不叫“积累效应”,应该叫做优秀品质一种连续的、一致性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是善良的,那么“善意”会通过他的行为连续不断地表现出来。并不是“积累”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才会有善意行为的积累。
我认为,何遥此次救人的举动并不是她善行的“顶峰”,只是她善意举动的一个“闪光点”,她以前是,以后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帮助他人、关爱他人。
记者:现在人们对医患关系议论很多。造成医患冲突的心理根源是什么?社会公众应该对医患关系有怎样的期待?
彭凯平:在我看来,现在的患者对医生,一是猜忌之心较重,以为医生拿红包才能做善事;二是埋怨之心较重,从自身角度出发埋怨医生的较多;三来对医生的敌意也有,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救治的比较多。我认为,“医患冲突”的原因来自于现在的许多患者没有意识到医生这种职业的特殊性。从心理学上分析,简单的运动性技巧,例如跑步等,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提高效率。医生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劳动的重复,并非施加很大的压力和要求,就能让他们良好的工作。恰恰相反,像医生、科学家、教授这样的职业,都需要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分析精神、一种判断能力。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和对象进行交流,更多的时候需要“艺术”和“创新”。这类人在思考的时候,外在的敌意和过分要求,反而对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形成一种伤害。我特别提倡,一方面,患者要理解医生的辛苦,理解医生职业的特殊性,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没有压力的工作环境,这样的话,他们才能看好病,对患者自身也有利;另一方面,医生也要理解病人的心情,要分析患者心理,要理解病人的所作所为是特殊环境和原因造成的特殊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病人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才能达成良性的互动。
记者:“即使他伤害了我,我也要救”,这体现了一种怎样的观念?
彭凯平: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有些非常优良的核心价值,有非常优秀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则。在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叫“以德报怨”,何遥的举动就是以德报怨的明证。无论对方有怎样的意愿甚至恶意,要对对方怀有宽容之心。宽容不是示弱,宽容不是投降,宽容不是逃避,宽恕别人时,体现的是自己人格的伟大。要容忍他人、爱护他人,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何遥的举动,就是一个“以德报怨”传统品质的绝佳体现,也是处理好医患关系的一个绝佳的案例,应该得到大力的赞扬。
本报记者 韩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