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缘何刷新收视率

    日前，武汉市交管、交委、城管以及城建委等部门负责人坐在电视直播间，通过电视、网络直播，就承诺的交通秩序、便民自行车等问题，公开接受群众评议。1个多小时的“问政直播”，让局长们“如火上烤”。这档电视问政节目成了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湖北行政学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顾杰——

    记者：为什么“电视问政”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顾杰：武汉市此次“电视问政”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源于“电视问政”的主客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从主体看，问的一方是市民代表，他们的背后站着数百万的市民，是广大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自然受到社会的关注；从客体看，被问的一方是政府及官员，并且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掌握着重要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如城管局长、交管局长，公安局长等，他们的出场和表态，也自然备受社会关注。

    其二，源于“电视问政”内容的关切度和公众性。此次武汉“电视问政”问的是半年前14个政府部门承诺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给市民的一个说法和交代，这些问题正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把它作为问政的主要目标，无疑是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一场问政。由此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三，源于“电视问政”形式的新颖性和鲜活性。“电视问政”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它的观众多，收视率高，不受空间的限制，比起“会访问政”、“电话问政”来，其受众性、参与性要大得多，其影响自然要大得多。

    记者：“电视问政”形式较之以往政府与群众沟通方式相比，有何特点？

    顾杰：它的特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三直”，即“直接、直观、直白”。

    直接，是一种面对面的近距离的问政。在电视直播的环境里，让政府官员直面市民，直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现实话题，同时，又可以让市民代表和专家学者近距离接触、感知官员，相互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沟通更流畅，聆听更直接，表达及理解也更准确。

    直观，是一种立体化的生动的问政。在整个电视问政过程中，不仅有具体的人物、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事情，还有具体的质疑和回答，相比“电话问政”、“网络问政”，“电视问政”更生动和直观。

    “直白”，是一种考核式的尖锐的问政。此次武汉市推出的“电视问政”有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指向，是对14家单位半年前的承诺是否兑现的一次公开的考核，也是一种社会监督和验收。因而，市民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具体和实在，也很直白和尖锐，使在场的官员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过，推也推不掉。

    记者：您认为“电视问政”解决了什么问题？

    顾杰：应该充分肯定电视问政展示了政府及官员勇于担当，怀有公仆之心的良好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及官员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升，特别是政府官员与公众的沟通能力、应对新媒体的能力、执行能力等。从这次武汉市的“电视问政”的成效看，至少解决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使“治庸问责”，落地生根。“电视问政”，实际上就是治庸问责的延伸和拓展，并且是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的问责，是在操作层面上的拷问。

    第二，使政府承诺，一诺千金。尽管承诺制推行了多年，但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确遇到某些政府及官员的只说不做或说归说，做归做的“假承诺”，从而大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政府管理的权威性。“电视问政”，让政府官员强化诚信意识，既要有“说法”，也要有“做法”，说了就得做，一诺千金。

    第三，使绩效考核，透明公正。电视问政，实际上也是电视考政，是让市民拥有对政府及官员政绩考核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众目睽睽之下，算细账，结硬账，促使政府官员通过这场“赶考”，用这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差距，做一个对上不愧党，对下不愧民的好官员。（本报记者 柳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