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央“三农”工作的新举措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主题,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并对工作做出了部署。为了深入理解当前“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把握中央农村发展新举措新政策的重点所在,记者采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加大各种要素向农村的覆盖,帮助农村更快地发展

    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以来,近几年的中央农村工作都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基本要求,今年依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号文件的重要主题,并将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作为落脚点。对此,陈锡文指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有一个大的背景,即在2004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重大转折点上,中央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战略。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加大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力度,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陈锡文还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加大各种要素向农村转移覆盖,帮助农村更快地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

    中国要发展,而且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这就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其中包括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陈锡文强调,谈到转变发展方式问题,不仅是城里的事,是工业的事,是高新科技的事,实际上,发展现代农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任务。在一、二、三产业当中,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产品的科技含量、劳动者的素质都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上也没有多少新增的余地了。比如,未开发利用的耕地已经很少,耕地面积很难增加;水资源短缺,农业可以分配到的水资源比重也在下降。因此,改变过去那种依靠新增资源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既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在现阶段对农业的要求,也是农业自身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陈锡文指出,我们必须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培养新型农民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

     解决农产品供给的重点是提升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陈锡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了目前“三农”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农产品的供给问题。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对提高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锡文指出,农产品供给问题,表面看起来是生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生产者的积极性问题。同样的耕地面积,改革前不够吃,改革后有了如此大的提升,这说明改革提升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导致了农业产能的极大增加。这些年粮食的持续丰收,就与中央通过增加农民收入、降低甚至取消税率等措施,保证并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但也必须看到,农产品的单位产能不可能无限增长,在耕地面积无法增加的情况下,由于不断加大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未来通过提升农产品产能,进而提高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将是很大的。对此,陈锡文强调,一定要看到土地形势的严峻性,保护好耕地,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科技进步。要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农业的科技进步要强调种植业的创新。

        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几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的发展问题,以及城镇化问题,不仅是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将是我国长期具备的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陈锡文特别强调,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变市民,在现阶段,推进城镇化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而是要便于农民转移到城镇中来。目前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两项工作要求,一要加快中小城市和中心镇的发展,二要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陈锡文指出,长期以来,大城市规模扩张比较快,财富积聚相当集中,产业也大多分布在这些地方,但大城市目前的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它的极限。为此,中央提出了要把城镇化发展的重点、转移农村人口的重点,放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大城市主要是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提高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对于农民转移来说,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也比较低。

    陈锡文分析,现在发展最快的,是京津沪这样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基本都是大城市。今后重点要发展的,应主要是内地的一部分地级市,以及县城和中心镇。要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为此,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举措:第一,把用地指标适当向内地、中小城市倾斜,在产业布局上朝这些地方转移;第二,提高大城市投资项目的准入门槛,包括环保的门槛、产能的门槛,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第三,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它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