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的地位与战略选择

    新国际分工格局使得过去受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制约的市场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跨国公司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新国际分工的主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推动和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配置和组织生产的能量得到加强。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然而，新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并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外围国家或后发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处于被控制的环节。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的地位是怎样的，以及我们该由此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新国际分工

    当代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系统并存有传统国际分工与新国际分工两种模式，新国际分工随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扩张而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原有国际分工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分工的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

    新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两个发展阶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绝对比较优势（或绝对成本）理论，成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创始人。李嘉图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比较成本学说，即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通过相互贸易仍能获利。俄林则从要素禀赋角度提出各国应生产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换回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传统分工理论的基本假设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上，资源禀赋和自由贸易体系可使参与各方普遍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对许多重要经济现象越来越缺乏解释力。

    20世纪中期以来，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新国际分工现象有了更为独到的解释力，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出于纵向和横向一体化规模经济的战略动机，使国际分工逐步呈现出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特征。产业内贸易的产品既可以是同一产业内具有完全替代性的相似性产品，也可以是不能完全替代的异质产品，具有双向贸易或贸易重叠的功能，同一产业的产品同时输出和输入活动，使产品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构，对国际分工产生重大影响。跨国公司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和效率改进，孵化和催生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建立和深度发展。

    全球价值链体系不仅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流量，也促进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已不是简单的南北分工或东西分工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国际生产分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与新国际分工模式会并存，但彼此的地位已发生变化。

      跨国公司演进、全球价值链整合与治理结构

    全球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向新国际分工体系的迈进，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与功能的演进过程对新国际分工时代的到来起到了加速作用。跨国公司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生产组织者及资源与创新整合者几个阶段。

    最初，跨国公司伴随经济与地理殖民主义的扩展而出现，是国家意志的体现。19世纪中叶，英美等国逐步扩大了跨国公司所有者的自治权，所有者开始承担有限责任，最终成为独立法人，公司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时期，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进入到经济民族主义时期。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关税增加、外汇管制和其他多样贸易壁垒的出现，跨国公司开始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建厂并在当地销售，形成了今天所谓的跨国公司。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淡化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加快，国家边界对跨国公司全球业务整合的界定和约束功能大大下降。尤其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萌动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善了全球通讯和商业经营的质量，而且大大压缩了跨国运营的成本，提速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自2000年开始，跨国公司加速向全球整合公司转型，成为全球资源与创新的整合者，一是决定各个业务模块在什么地方完成，二是决定这些业务模块究竟由公司自己完成还是交由外部合作伙伴完成。全球资源与创新的整合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开辟了技能和知识的新来源。

    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组织最佳的价值生产过程，这个巨大的跨国界的生产链条连接设计、开发、制造、营销、销售、售后服务等各种增值活动，是价值工程在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现。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举的方式，目前正对资源与创新进行着一场全球范围的整合。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虽然参与价值创造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地位有很大不同，有主导价值创造和分配过程的领导者，有服从价值安排和分配的参与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层级关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

    全球价值链治理通过建立适当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性安排，对各项价值活动进行非市场化协调，而且这种协调是通过制定和推行各参与方都能认可和遵循的产品和工序标准来实现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存在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层级型五种基本类型。市场型关系中，供应商有能力独立满足采购商的需求，采购者基本不干预供应商在价格和产品方面的决策，交易各方信息充分，任何一方不可能主导。模块型基于信息和知识编码化的关系为交易带来许多公平交易的好处，可通过统一零部件、产品和工序的标准化来降低技术复杂性。当交易非常复杂、产品知识和信息编码非常困难，而供应商能力又很强时，关系型治理方式就会出现，通过声誉、社会网络关系、地域关系、家族关系、道德准则对交易各方产生强约束。俘获型体现的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易关系，当知识与信息可编码程度很强、产品配置很复杂，而供应商能力很弱时，价值链的治理方式就可能是俘获型的，被俘获的供应商长期局限在某一领域，如仅从事简单组装业务，而跨国公司控制着关键业务。层级型指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内部一体化，如果产品配置不能进行编码且非常复杂，采购商无法找到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供应商，就必须自己组织生产。

     “中国制造”的战略选择：嵌入性、平衡性与内生性

    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交易关系的事实。在新经济体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合作和分工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将生产制造这一功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承接了全球价值链转移当中的生产制造环节，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但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加强研发、市场开发和制定品牌来达到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制造”与购买者之间的非对等关系。事实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的分工地位。对此，笔者认为，嵌入性、平衡性与内生性是“中国制造”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实现制造业升级的一个新视角。

    嵌入性的中心观点是经济嵌入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企业战略依照对象和需要的不同，可分为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制度嵌入、结构嵌入等类型。“中国制造”嵌入全球价值链可直接“继承”发达国家先进生产系统技术与制度上的惯例，通过路径依赖对技术变迁的锁定效应获得技术的初始优势，在干中学、用中学过程中形成滚雪球式的技术创新能力。嵌入过程可分为进口零部件组装、负责整个生产流程管理（包括零部件采购）、自主设计产品、在本国和全球市场销售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几个阶段，亦即OEA→OEM→ODM→OBM这样一个序贯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但这个升级不会自动实现。全球价值链代工体系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端发展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在进入到高端工业化进程时却广泛出现了被“俘获”现象。因此，嵌入过程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进行当地化产业升级，实现升级的类型主要有：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另一个战略选择是进行资源互联，企业在配置和使用资源时，不仅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还应通过外部渠道努力获取自己不具备(占有)的优势(资源)。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此，笔者提出3L( 杆杠/学习/本地化）方式建立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交易的平衡性。我国企业（主要指后来者）应开放自有优势，努力使自有优势和伙伴企业优势进行对接，从伙伴企业中汲取更多经验和知识，通过这个过程放大和扩展自有优势。在平衡过程中实现双方优势资源互补，获得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平衡对话权，从而使企业获得一种新的竞争优势。

    “新国际分工”理论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揭示了价值链的内在结构和治理模式如何导致了价值创造能力的不平衡分布和配置，认清了全球化背景下“依赖式发展”的本质。后进入国家改变依赖式发展命运的一条重要道路，是认识到知识与技术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超越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内生式发展方式，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通过搜寻、创新与变异实现自我进化，建立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关系中的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种优势与一国的资源禀赋没有必然联系，是一国创造出来的或通过后天努力获取的。最为重要的突破点是价值链控制权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与效率。取得价值链控制权除专利或专有技术之外，专业化经济水平也是关键。专业化分工水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依存程度、信用效能与交易效率，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创造，产生收益递增效应。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