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年都在说中国网络文学20年（1998-2018年），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答：网络文学20年以及拿1998年作为“网络文学元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一般学界的说法是，1998年网络上出现了台湾痞子蔡（蔡智恒）的一部风靡华语阅读的都市爱情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之后大陆的网络作家第一代也纷纷亮相、成就了网络文学的一批代表作家、作品，如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慕容雪村等。这件事对于当时处于青春期或者正当青年的人群，应该都有比较深的印象。不过如果要说1998年是网络文学元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事件是1997年12月“榕树下”文学网站成立，它提出“文学是大众的文学”的口号，吸引了诸多文学青年的网络梦。
而事实上在1998年之前，中国台湾已经诞生不少后来对网络类型小说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比如罗森的《风姿物语》（奇幻），孙晓的《英雄志》（武侠）等。何况，再上溯到广义的网络文学创作，那么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北美，留学生们则创建了“橄榄树”“语丝”等论坛。所以，把网络文学的起始时间放在1998年，更多的是从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兴起概括的。
关于指认1998年为“网络文学元年”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在2008年。那一年，由于大众新闻媒体的原因，频频有所谓中国网络文学十年的纪念，初步夯实了1998年的特殊意义。也就在那时候，由中国作协指导，17K小说网和《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应运而生。这些历史分期我当年写过一篇《网络文学三期论及其演进特征》粗略的谈过。
问：您说自己在网络文学这片土地深耕了十年——所以最近的新书也叫《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当时是什么因缘呢？
答：有点偶然。2006年我从浙江文艺出版社调动到杭州市文联，兼任杭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我寻思着作协组织工作的创新点，就很自然地考虑在网络文学上做点文章。此后开始一边与作协、文联的领导们沟通，认为大众的、互联网的、正在崛起和发展的网络文学是一块值得作协工作关注、团结、介入的新板块；另一方面，开始在杭州地界四处找寻可资代表当时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顶尖作者。沧月、南派三叔、流潋紫、曹三公子、陆琪等，他们结果都在杭州居住，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相信浙江的网络文学肯定是全国的重镇之一，于是就在2007年1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作协内的“类型文学创作委员会”，开启了之后许多组织工作（主流化方面）先行先试的“全国第一”。而《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的第一册“星火时代”，讲的刚好就是2007年1月-2013年3月这五年内的人物、故事，构成了一段独特与可读的回忆、史料。
当然，后来经常有记者问我何以会选择网络文学？我因此做了深入的自我体认、思考，才发现自己的阅读史和文化基因里有很多与之共鸣的东西，构成了一种“无意识”，临到选择便被激发带动出来。比如江南文化中到处流传的中国古典小说、传奇和晚清民国的通俗小说文脉，比如港台武侠言情小说潮，还有西方的科幻、奇幻、推理、间谍小说等。总的讲，虽然我在大学中文系所受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这些都非主流，而自己之后从事文学批评也以纯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品为主要接受对象，但其实从来不反感、不陌生于网络文学及其古今中西的上述来源继承。
问：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您所介入网络文学这十年的情况、历程，您会如何表达。
答：先给一组非常感性的——快乐／痛苦。面对一个新鲜好玩的事物，从感官和观感来说，是快乐的。这一点看，我的神经乃至精神系统还是平民化的、喜乐的，并没有修炼到那种一看见时代的新东西就反感、怀疑，觉得纷乱、乌合之众的精神苦痛。我的主导情绪还是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个时代的创造，创造欲的被满足基本是愉快的。我会认为互联网技术和文化市场，赋予了时代民众以更多元的表达机制以及网络文学主流化的可能，所以作为相伴相行的批评家和组织者，也可以分享到新鲜生动的部分。当然，不同精神深度的人对于创造的结果即其贯注的人文内涵最终会有不同的满意度，我对网络文学有不少期望——有关意思通过文章《文学未来学：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网络文学发展大趋势》有所描述——这一点来讲又偏向精英，有文学史经验在做支撑。
比较痛苦的是，网络文学既名之“文学”，那么就有许多博弈。这种博弈抛开个人看是合理的，新兴的文学板块、作家群崛起所带动的地壳运动，与原来的文学场自然形成一种话语、权力的交割。但具体而微地讲，个人哪里会真能做到忘情。我是一个典型的过渡者、交叉人。一方面，作为70后评论家是传统文学的同行者，受过大学文学史教育让我成了既有的权威文学史述共同体的一份子；但另一方面，又因特殊的际遇和个人性格，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跟网络文学越密切，越会涉及博弈与权力交割的问题。网络作家们因为不在旧权力的圈内，可以很任性，用自己的文学观甚至粉丝支持、市场赢收等作背景回击，但作为研究者和批评家，则要说明诸如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等问题，如果你讲不清楚，你的话语权就得不到，你在博弈当中就会始终处在不正当一般。这跟看小说很爽是两回事，它变得很严肃，由认真所带来的痛苦是存在的。
另外一种痛苦来自于误解，在上述过程中会产生误解，因为不同文学观、不同文学时代、不同文学阵营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他们有些是无意的，但有些是有意的。有意的是意识到处在一种新旧交界处需要博弈和权利交割，是一场局部战争。无意的是各自抱守不同的文学观，对作品进行审视，那么必然有同意不同意、喜欢不喜欢。这个过程难免剑拔弩张，所以作为过渡者和交叉人就非常两难。
第二组关键词是机运／变革。理性层面讲，我们理应认识到文学是时代总体性的一部分，必然要受时代的其他平行体系的影响，甚至因此会出现方向性的位移。面对网络文学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我个人最后所做的选择是把它当作一次我们重新认识文学、认识时代、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即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一种运气。这样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很多问题是积极的。首先不是用拒之门外的态度去面对，而是以开放的状态——从历史上找经验，同时从现实阅读与现实研判上去构建新的评价体系，去兼容并包，或以某种合理性修正我们的坐标系。这就涉及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场在时代文学阅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要学会用哲学社会学的眼光，再次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地回到文学。
第三组关键词是我最近经常说的网络文学到底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也就是新／旧。中国网络文学是举世罕见、别无分册的。之所以在互联网（赛博空间）和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会出现如此的别处所无的庞然大物，有它自身的本土性——中国属性——之存在。很多人讲网络文学是旧文学，我个人局部同意。网络文学的“旧”是因为它延续了中国传统中从古典小说到晚清民国通俗小说的这条道路。有人讲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流行实际上是一种旧文学的“借网还魂”，我认为这种概括有其简洁精准之处。但是旧的一定过去了吗？旧的一定不好么？这是我们面对网络文学要提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曾经认为被“新文学”覆灭的那个部分，实际上仍作为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基因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审美和故事喜好之中。这不因它有旧的基因，就必须要被覆灭和打倒，若如此，中国人也就不是中国人，更有甚者，它有很多内涵就是属于“人”的，如果简单地去否定这个部分，是对中国传统和人性的不尊重。是以一种标准取代多种标准，是文化生态学上的毁灭论。所以，我们要在新旧弥接上做并做好细部文章。文学上的改革，同样有个弥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要优先设计，而不是简单地以新的、西化的取代之。
至于说网络文学是不是全是旧的，我更不同意。网络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混生型文化体，里面兼容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化和文学营养。网络文学的很多类型包括科幻、奇幻、悬疑、侦探还有来自日本的一些类型如耽美，以及宅、腐、萌的元素，都是多元文化混生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不是一味的旧，反而显出国际化的“新”。所以我说网络文学是一个既新又旧的当代大众的文学创作潮。
问：您刚才提到了几组关键词，我想“大神”也算另一个次关键词吧，所以您会把它用到新书的书名里去。有媒体报道说“为当代中国的网文大神立传，只有夏烈能做这件事”，您对此有何感受？
答：媒体总是夸张的，难免“标题党”。它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吸引眼球，这也是人的好奇心和窥探欲的混生体，并且直接受大众和资本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倒跟网络文学异曲同工。但媒体也是真实的记录，是一个时代中现实生活的即时叙事，我们赖它获取和传播信息、经验、思想与情感。我在创作《大神们》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也参照了不少十年以来的媒体报道，感谢那些媒体记者们即时的对知名网络作家的采访，留下了很多鲜活的、有趣的，也时常吊诡的、自我矛盾的作家言行。虽然很多现场我就是参与者，但毕竟会忘记部分细节，另一些现场我则也可能缺席，媒体报道多多少少弥补了这些缺陷，成为基础材料。这跟任何一种文学史研究、文学生活考证是相同的方法论。
至于说媒体会认为我适合为当代中国网文大神立传的，一是基于客观事实：我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的网络文学研究者，而更多的倾心尽力于“实操”，通过作家协会、出版与影视产业实践、个人交往等一系列动词，坚持十年，介入网络作者从边缘到中心、从草根到主流、从写手到作家的全流程之中。我做过作家协会秘书长、出版社的策划人，盛大文学研究所的执行所长、网络文学IP公司的合伙人、网络作家协会的发起人……看上去很复合，很配网络文学的总体性特征，也跟我现在大学教授的同行们很不相同。二是因为《大神们》书前的一篇序言。目下最重要的一位网络文学大神、“文青派”的代表人物、《雪中悍刀行》的作者烽火戏诸侯给我写了篇序，他在那里说，“在我看来，老夏就是网络文学这个圈子的江湖百晓生”。百晓生是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编写《兵器谱》的人，给江湖高手排定座次，是所谓江湖智者。有了烽火的谬赞，群众们就更相信。
这样讲来，你就能体会到比如把网络作家里成名成家的人物叫“大神”同样是有中国民间文化的基因。神仙鬼魅与“封神”“定座次”这样的传统，旧传统、旧小说里比比皆是，今天又跟世界范围内的幻想叙事、游戏的炼级等融为一体，所以我也就很自然地沿用“大神”这个网文界很通用的称呼，来作我回忆录的正书名。
问：您说到学院派。您跟网络文学的学院派有哪些异同呢？或者请您说说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格局、情况，可以吗？
答：我从来没有否定网络文学学院派的作用和贡献。我在《态度与方法：略论介入网络文学20年的学术资源》一文里介绍了今天网络文学研究的大致分布。认为20年中，参与到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文学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中文内的两大学科：文艺学（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前者的代表人物比如欧阳友权、黄鸣奋、陈定家、许苗苗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比如白烨、邵燕君、夏烈、马季、庄庸、王祥、黄发有、周志雄、肖惊鸿、桫椤等。但这个里面严格意义上讲也有不同，比如纯粹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以学术论文作为成果主要体裁的是一类，此外还有一类在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工作，文体上也主要以评论文章为主，过去称作“作协派”，以区别于“学院派”。但总体上互相交叉渗透密切，与网络上的网文评论体相比较，又都更具书面特征和专家思维。
过去这部分专家也遭受过怀疑或者自我困惑过，传统学科式的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是否没有作用、没有力量？我倒一直比较乐观，认为即便是偏于圈子化的传播，仍然可以逐渐构成一个话语力量，对于高校研究生和政府决策部门，这部分专家的作用一定会很有影响力。现在事实上也正如此。
但我个人的经历如之前所说，已经有不少异于学院、作协同仁的地方，在组织、产业和作家交往上有自己的优势，等于说受了十年左右不同的训练，这种训练的优势仅仅用论文和评论文章没办法表达得淋漓尽致，很多材料细节是后来在外围做研究的学院派所难以涉及的。所以，我得考虑一种文体和表达角度，最后在2015年的时候基本决定写一部纪实性质的回忆录，用散文随笔的风格。只是因为自己的琐事缠身，断断续续到2017年才在花城出版社的催促下花了大半年时间中的空隙写完了第一部近十万字。
开笔的时候，还是斟酌了一下，结果再次扬弃了比较学者气的那种随笔体，不刻意高大上，而是照顾到对网络文学感兴趣的所有读者包括“粉丝”、青少年，整体上轻松幽默，以通俗易懂带动内在的学术性思辨，吹个牛的话也算“言不甚深，语不甚俗”。
问：这种写当代人的回忆录会担心涉及到网络作家的隐私吗？您书中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答：这确实是最大的问题。我是先做了一番心理准备，然后再做具体写作上的处理的。
所谓心理准备，是我认为：一，我是在给20年中的一批代表性网络作家，以及围绕网络文学做工作的各方面代表人物“树碑立传”，总体上都是提拔的，是正能量，是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法来重视他们，所以他们应该能领会到我的好意。二，网络作家都是在读者的骂声中、在市场的波诡云谲中、在主流社会的规约中成长的，所谓“大神”一定是抗压能力特别强，想问题也都能通透的人物，所以不用担心。三，自然是我为他们多年来做了一些事，积了一份情谊，他们应该知道我作为评论家、网络文学史的亲历者，必须这么做。
然后就是具体的处理了。一是我所写的，俱是我亲历以及媒体公开报道采访而当事者本人同意发表的内容。二是讨论一些争议问题，比如“抄袭”等，我都俱以学理态度对待之，不偏倚，也尽量施以理解之同情。三是有些确系敏感之隐私，略过不写，微言大义。四是正能量，将他们每一位的努力精神作为青年世代创造力和艺术人格精进的过程来讲，让更年轻的读者也感受到“一时代之文学”的作者们要步步为营很不易。
问：我们看到您还有《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一书，有一半篇幅与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研究有关，也就在那书里，您却提到身上有“五四”的理想主义灵魂在作祟，认为那是自青少年时开始的教养觉醒。“五四”理想主义对您从事网络文学有什么影响吗？
答：我一直认为，支撑我们长期做一件事情的最好的内因，是理想主义。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理想主义之光很大程度上来自青少年时对“五四”言论和文学作品的阅读。这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文学科内部的知识分子、代表性学者所解读阐释的重要精神渊源。
说自己有理想主义，是因为我乐观地相信，我的一些工作、一些坚持对自身、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固然谈不上有什么制高点让我依旧秉持着某种“启蒙价值”——坚固的“中心”，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时代，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与资本环境中，我们更多的只是欣赏、游戏和消费，但依旧信任思想、行动，介入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与仍然有效的传统，理解并参与其建构，认为它将有益代际的优化，本身是积极的、富有理想精神的。
我有时候在想，无论时代的思潮和文学的潮流在如何变化，有两件事理应是常识。一是陌生的时候，要回到哲学的总体性上去思考人和文学的发生与存在，这样很多新质、异质都可以被良好地理解。二是新玩意总归要寻找它的“文化根”，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好，传承与创新也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好，都在说新与旧的联系，换言之，优化来自于新旧的融合与渡过。而这些事情的正确运行，要有理想主义的参与，要有人热爱、热心、相信并行动之。
当然，有趣的一点是，“五四”也让我在网络文学上有所反思。我开始觉得“五四”也是一个历史的方案，但未必是唯一的。“五四”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现在被我缩略为文学史述的“两新”传统，他们的文学发展方案暨评价标准主要是“向西”的，并且成为现今权威正宗的文学史教学线索。伟大之处是，它提供了一百年以来的一个精英主义的文化和文学改造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如何兼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因作用以及民间百姓的审美旨趣，有一定的缺陷。也许今天知识分子可以重新俯身到大地，保留理想主义，在全球化和中国哀乐中寻找更为宽阔的资源，探索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的方案。
（采访者：庄熊，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钱超超，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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