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文学一般习惯从1998年说起，到2018年，算20年。
我在2017年断断续续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写一点个人关于中国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的“回忆录”，然后就有了《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的第一卷“星火时代”的付梓面世，这是2018年5月底的事。
然而，在自己这部回忆性的纪实作品的开笔之初，即第一章“那年，羽扇纶巾的我”写作时，原不是现在这样简约通俗的写法。我用了5200字写自己在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草木一般成长的过程与细节，尤其是这座城市的名胜、交游、书店、诗文和传奇故事，是怎样俯拾皆是又润物无声，成为我精神气质的自然史。但当时写完就突然技术性地意识到，开头这样认真的“自恋”一定有违大众读者对于本书的期待，我应该学着像网络作家一样更能体会受众的愿望喜好，于是大动手术，将之改造掉。从原来的开头“四十年了，我一直住在这座城市：杭州。少年时认为它很小，园林那样小，园林那样美”，转换为“如果不玩Cospaly（角色扮演），这年头谁都没有羽扇纶巾过”……巧的是，正好中国美院出版社由江健文先生策划，好友苏七七（影评人）和王犁（美术家）主编一部《时间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的同代人自述集，力邀我参与，就将那篇切换掉的青春录命名为《自我精神成长考古记》，交差合辙，也就没有白费。
在那篇自我精神成长的考古记中，我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我生活的地理和青春期内，阅读的对象有一大类是中国古典的“说部”。无论文言笔记小说，还是话本、拟话本、明清章回小说，或者晚清民国的“新小说”与“鸳蝴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它们与唐诗宋词、翻译文学、哲学美学、港台美文和金庸琼瑶等一道，触手可及、混杂而来。换言之，事实上的传播也好，民间阅读偏爱也好，中国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改革开放以来并未断了同久长的中华传统文脉的联系，也从来不可能真正断裂。走市民阅读和市场化路线的小说，只是常常与纯文学意义的严肃文学分道扬镳，顾自在传统叙事、大众喜好、当代题材、新文学借鉴的场域里左右融合、巧妙更新，它们更擅于立住脚跟且勇于繁殖。
所以我说，虽然“一直坚持说网络小说不是简单的中国古典‘说部’和近代以来通俗小说的翻版”——因为有互联网的媒介革命和全球化的文娱产业模式在其中——不过网络文学20年来的繁荣兴盛，确实让人直接联想到“少年时的‘说部’消遣坐着时光机，换一身装备又重生了，可证人性中的‘爽感’永恒不死。”
可这些，似乎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家们不屑说道，这种事实上与中国人文化生活和精神质地直接有关的阅读，成为浩大庄严的现当代文学史述中的边角料和弃置物。我固然有些惊讶，察觉到精英史述与阅读基础之间的某种隐秘；但也从一番捉摸中愈益明了这中间的复杂、曲折，实在与“五四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百年历史有关，与知识分子的启蒙改造方案有关，也与理想中的“西顾”与事实上的“东藏”之间的距离有关。可我毕竟无法漠视少年时候所见的大量旧小说和今天热闹的网络类型小说的一切及其关联，所以我放弃了在自述里仅仅渲染自己青春成长上西方哲学、美学、社会学和翻译文学、当代先锋与寻根小说的力量，也不像别的文艺青年那样突出欧洲、亚洲电影和艺术片导演们的作用，而是低调的、平衡的谈了影响我们的时代文艺其实是多元的、并置的、综合的，其中包括了非常传统与流行的中华性的那部分基因。
壹
谈网络文学与晚清近代通俗文学、类型小说之相关性的名学者中，2017年年底仙逝的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是最重要的一位。他花了半生时间、精力投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述的撰写和作家作品的批评工作之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应该是“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的“两个翅膀论”，并说明自己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真正愿望是为了“消灭”独立的通俗文学史，如严家炎先生的意见，“将来只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精英与通俗都涵盖其间”。
范伯群先生的苦心孤诣甚至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一点一滴地在证明，也反反复复在说明，晚清通俗小说创作如《海上花列传》之韩庆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吴研人、《官场现形记》之李伯元们，乃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早开辟。且他们与报纸杂志等新媒体从业者，世界文学之翻译者每每合为一体，实实在在比“五四”的现代启蒙要早约四分之一世纪，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该“没有经过‘文学的法律程序’，也不容许辩护‘律师’的陈述，就匆匆拉到‘刑场’上去‘处决’掉了”，成为“文学的冤魂”。——范先生是将自己视作被现代文学史述压抑的通俗文学的“辩护律师”孜孜工作始终的。
范先生晚年把这种讨论涵盖到了网络文学。手头一个册子是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和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的，名为《六合观风：从俗文学到域外文献》，收录了为纪念章培恒先生而设的“章培恒讲座”的五次学人演讲，包括伊维德（Wilt L.Idema）、井上泰山、安平秋、皮埃尔—西尔万·菲力奥扎（Pierre Sylvain Filliozat）和范伯群。范先生的题目是《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来龙与去脉》，其中去脉主要谈的是“网络小说”。
他说，“网络文学是我们今天的市民大众文学，特别是年轻人的市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过去曾有三十年的断层，在改革开放以后，翻印大量的过去的小说。但新写的通俗文学往往质量不高，我们总想什么时候能再出现一个张恨水，再出现一个还珠楼主就好了。一直等到90年代网络文学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苗头。现在‘网而优则纸’，网络小说写得好就可以印成书。接着又因‘网优而‘触电’，作品能热播于荧屏，比如《甄嬛传》”。—— 一方面，可以看见从现代文学史述经验下来的范伯群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认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正是百余年中国文学史中渊源有自的传统的流变，所以待之以从容和乐观，甚至说是期盼中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网络小说的媒介转型和媒介融合问题，“网而优则纸”“ 网优而‘触电’”这样的现象描述，正是今天网络小说写作所处的全媒体、全产业链语境。然后他全无障碍地宣称：“候补的张恨水、还珠楼主都可能出现在网络上面，这是市民大众文学的‘文艺复兴’。”只有将古今市民文学置诸中华传统文脉整体结构，并且确证晚清近代通俗文学作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一份子和先行者的史家、学者，才会这么通达而精准地定位20年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及其某个意义上具有“文艺复兴”式的价值。
贰
2018年5月21日，杭州召开的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周闭幕。我邀了两位海外高校的学者在新新饭店的墨沏茶吧闲谈。巴黎七大（狄德罗大学）东亚系的徐爽教授是杭州老乡，跟我说，在海外汉学背景中做网络文学研究，可以依凭的学术资源幸亏有王德威。我心有戚戚焉，说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今看来真是加倍的重要。不过也推荐她读长一辈的范伯群。我告诉她，因为自己做网络文学有遭受边缘化的危险，才深入寻找过往的学术资源，一次上海王光东教授提醒我重读范伯群，最终感受到范先生在现当代文学史述共同体中要提通俗文学的地位和“两个翅膀论”的不易与苦心。这是顺着“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新”（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定论径直讲现当代文学的正宗和经典，所无法体味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下，你能感受到忤逆和真相、严刻和同情、精英和大众、启蒙和趣味、西化和中华之间一对对、一层层的秘密在撕扯。而你若愿意享受不同的快感，我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独得的最具丰富感的礼物之一。
王德威的文章做得文采斐然、议论给力。时间是在世纪之交那会儿，也有20年历史了。我至今记得他说要“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更不客气地说，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弃，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
叁
在我介入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2007年，经过十年发展，它已然诞生了很多网民和大众认可的经典之作。早期有台湾作者提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风姿物语》《英雄志》等作品，大陆则自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慕容雪村、周洁茹而至类型小说的今何在、江南、沧月、步非烟、萧鼎、蔡骏、天下霸唱、当年明月、匪我思存、南派三叔、流潋紫、猫腻、烽火戏诸侯、唐家三少等等。正是一个由改革开放、互联网平台和大众广泛参与的“草根—全民写作潮”，涌现出堪比晚清小说潮又逾越晚清小说的“多重可能”。无论“构幻”的奇幻小说、玄幻小说、科幻小说，以及穿越、重生、异能等元素的大胆运用；还是“写实”的都市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甚至反映国企转型的《浮沉》（崔曼莉），改革浪潮中新经济崛起的《大江东去》（阿耐），共和国材料事业的《材料帝国》（齐橙）……都令人觉得生活的素材、处理、想象可以如此丰富多样，即便为了逃避、安慰、移情、娱乐，都有自身的技术和艺术开始借鉴融合、生产生成，承载着地道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意志；而虚构的世界以及其中游戏的规则，又逐渐形成了二次元的独特结构与美学，年轻人逐渐为修炼、等级、亲疏、情义设计了通用的秩序，形成了类型小说自身的新传统。而网络作家自述道：“网络文学驳接上了中国旧小说的传统，沿着变文、评书、明清小说、民国鸳鸯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一路走来，并嫁接了日本的动漫，英美奇幻电影、欧日侦探小说等多种元素。就渊源之深远复杂而论，其实并不在严肃文学之下。”这些都让我觉得网络文学研究既是文学研究本职的事，又是当代人与当代中国最好的研究样本。
根据网络文学的特点，我个人很快又介入到其产业和资本的流程中窥察和思考它的运作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媒介性、市场性，找到支持它繁荣的根本动力，也找到足以批判和引导它良性发展、不偏离文学本质的路径。范伯群先生提到的电视剧《甄嬛传》，我是它原著图书修订典藏版的策划人，花了五年时间等待作者写完并将版权归拢一处，克服资本上的匮乏而寻找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兄共襄其事。这其中的故事，我在《大神们》的第一册中已经写到。这个过程中，一个网络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传统批评功夫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对于作品写作水准和它在整个网络文学坐标系中位置的准确判断，是无法以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固定住一个具体的经典案例的。有了这样的实践，包括2015年参与策划出版蒋胜男的《芈月传》，使得我作为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中心论的传统型文学研究者，而扩展至“文学—社会学”宽度下的新型知识分子。我因此提出了影响中国网络文学的“四维”力量即网络文学研究的“场域理论”：读者、产业和资本、国家政策、文学知识分子。以之为矩阵所展开的网络文学发展格局和趋势，能够让我们意识到今天蔓延在世界上的文学写作和大众文化所沉浸的概况，也使我们更能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相关理论的活态作用。
由此，我所想到的并不只简单的将网络文学沿着通俗小说研究的路力求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一支，而是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模式中重新认识今天它所呈现的中华性和全球化基因，拷问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世界和传统的因应，全面认识和重估网络文学在“中国文学”四字中的因缘、作用，说清楚何以“中国”的文学进路，以及何以“文学”的中国价值（范式）。这些，都是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带来的全新视野和命题，也是我们实现乃至超越范伯群先生们的理想志业的感恩回馈。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教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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