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研究有待加强

    多年来，我对明代嘉、隆、万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1513-1578）情有独钟，孜孜以求，现已撰成《高拱研究文集》一书。

    一

    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4年，著名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在其《晚明思想史论》第四章《张居正的学术》中，最早论及高拱的学术思想。其后，嵇先生又在《河南民报》（1946年）、《哲学研究》（1962年）和《光明日报》（1963年）上发表了《张居正的学侣和政敌——高拱的学术》、《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和《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三篇论文。可以说，嵇先生是研究高拱学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我对高拱的研究，实际上是承继和接续了嵇先生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涉猎高拱学术。这么多年来我对高拱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热情不减。主要是因为与高拱“有缘”。

    一是同乡情结。我的家乡是河南新郑，高拱也诞生于新郑。少年时代，我听过许多关于高阁老的传说，如“高阁老的秤没星”、“高阁老中牟娶妻”等。这些民间传奇故事，在我童年心里留下了高拱智慧、为民的形象。

    二是文化因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学热的背景下，中原文化研究也渐趋兴起。高拱文化作为明代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关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地更加重视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新郑市人民政府为了提升新郑市的知名度，开始挖掘高拱文化资源，如搜集高拱文物，重修高拱陵园，召开“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围。

    三是学术因素。明清时期有些史学家（如王世贞）对高拱持有偏见，评价较低，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有学者由于受旧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类著作中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鲜为世人所知。消除在高拱认识和研究问题中的诸多偏见，恢复高拱的历史原貌，并彰显其改革功绩、学术成就及历史贡献，成为我研究高拱的精神动力。

    具体来说，我对高拱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家父搜集和整理史料。多年来，我们曾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等搜集到明万历马之骏刻本《高文襄公集》、清康熙高有闻笼春堂刻本《高文襄公文集》等文本资料，还有明清时期60余人所作的170余篇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二手文献资料对文本资料加以整理，进行标点、校注与勘误。另一方面，在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我就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著作版本等内容作了分类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本书选编的32篇即是有代表性的论文。

    二

    这本文集的内容分为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绩、著作考辨、研究概况五个部分。

    一是哲学思想。选编的7篇论文分别从本体论、宇宙论、认知论、价值论等视角，对其哲学思想作了发掘和研究。高拱所处的嘉、隆、万时期，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勃兴时期，这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学特征，如他阐发的元气“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等。研究高拱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彰显其精神品格和学术地位，而且对丰富、充实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政治思想，收入7篇论文。高拱的政治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人才思想、军事思想、法治思想、民生思想、权变思想、改革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高拱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任裕王的首席讲读官，其后任国子监祭酒，隆庆后期又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任免大权，有着丰富的育才、识才、用才的实践经验。在他的《日进直讲》、《问辨录》等著作中对其人才思想作了精湛的阐发，提供了吏治改革的理论指南。高拱执政期间，边疆形势岌岌可危。为改变这种局势，他在推行军事改革的同时，还对军事理论作了探索，阐发了“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正义战争论、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防御战略论、“实力声威，两手互用”的灵活策略论。高拱的法治思想也较为丰富，如“本之以公，祥刑之经”的立法价值论、“法必贵当，罪必责实”的司法原则论、“宥过刑故，反对大赦”的执法实践论、“礼乐驯服，法度绳约”的礼法互补论等。作为改革家的高拱，不仅诠释了“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以此论证整顿改革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改革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在这一纲领中，高拱就改革对象、对策、目标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总之，高拱的政治思想既是其主持隆庆改革的理论指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源。

    三是改革功绩，编入11篇论文。明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6年，却是由保守到改革的大转折时期。前3年是以徐阶为首的保守派对嘉靖弊政进行救弊补偏的阶段，后3年是以高拱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推行改革的阶段。高拱联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振兴朝政的改革。高拱改革尽管为时短暂，但却开启了长达13年之久的隆万大改革运动的先河，并为其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高拱改革具有开创之功，在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是著作考辨，选入3篇论文。明清时期，高拱著作有3种刻本：即初刻42册本、万历本和笼春堂本。文集论文对这3种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作了详细考释。史学界对高拱晚年撰著的《病榻遗言》一书争议很大。黄仁宇先生认为该书是神宗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赵毅教授提出该书刊刻于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张居正身后罹祸包含着高的“政治权谋因素”。我认为黄、赵二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病榻遗言》刊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其次，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第三，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流水点校的《高拱论著四种》，存在许多点校方面的问题：如标点和断句错误、体例不一、当校而不校、校勘不当等。这些问题极易导致读者的误读、误解。文集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举疑和辨正。

    五是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概况，收入4篇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嵇先生发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至今，已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70余篇，硕士论文4篇，还有一些著作设有高拱研究的章节。这些成果涉及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传记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对此，文集文章作了综述。

    三

    这本文集是我研究高拱的一个阶段性小结。我深知，学术是无止境的，高拱研究还有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学术思想方面，对高拱的经学、诠释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高拱经学思想研究虽有几篇论文，但均属宏观论述，分类研究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分类研究，如此才能将其引向深入。《日进直讲》、《程士集》、《问辨录》和《春秋正旨》均属高拱解读儒家经典之作，蕴涵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但至今还没有研究成果的出现。高拱的《诗文杂著》一书内涵“古乐府”、“五言律”、“七言律”等诗文59首，还有“联”、“颂”、“论”等文学作品，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也有评论，但目前研究成果只有罗宗强《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因此，高拱的经学、诠释学和文学是尚待加强研究的领域，也是构建高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政治改革方面，目前对高拱吏治、军事、边政和经济改革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其法治改革和漕政改革需要强化。他提出并初步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由于这一方略同张居正存在意见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有力实施，但在万历初年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全面推行。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边疆治理方面，高拱对西北、东北、西南和南方的边疆治理都是卓有成效的，但史学界只限于对其促成西北俺答封贡与和平解决西南“安氏之乱”等问题的研究，而对其治粤方略并有效遏制倭盗侵扰，在东北重用辽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有效抗击女真、土蛮入侵并取得辽左大捷等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缺。

    另外，对有争议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高拱《病榻遗言》一书的刊刻时间、真实性、政治影响力问题，隆庆内阁是否存在着以徐阶、高拱为首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两大营垒的对峙，如何把握高拱与隆庆重臣徐阶、张居正、海瑞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高拱的个性、作风对其政治业绩的影响问题，如何认定高拱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局限性问题，如何评价历史小说、历史传记如《张居正》、《风雨张居正》把高、张对立起来并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问题，等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同仁依据真实可靠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辨析和澄清。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