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版本学研究角度而言，相对后来版刻，宋版是源，不可忽略。宋版的文献与文物价值之重要，无需赘言。故自明代中期以降，人们对宋版的研究几乎未有间断。但宋版研究的范围广大，留存的问题尚多，至少在版刻真伪、刊刻地域、原刻翻刻、初印后印、版本源流、文本异同等方面，皆有作深入研究的必要。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本人忝任执行主编，想就该书之编纂旨意及其特点略述一二。
尝试编纂一部宋版图志
这部图录毕竟是以介绍馆藏为前提，决定其不可能是一部系统研究宋版之书，只能就馆藏与展品，进行选择性的个案考订。这种版本图志的编纂方式在现今公藏图录中，似仅台湾故宫博物院2006年出版的《大观——宋版图书特展》一书采用过，而在大陆，令人或有面目一新的感觉。其实前人早有此法，只是详略不一称谓不同罢了，关键在于，释文能否反映出编纂旨意与研究特点。
在编此图录之前，我们已有撰写类似释文之实践。比如2003年至2005年，上海图书馆与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合作撰写《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我们步趋王观堂、傅藏园之径，着重揭示各书版本的源流与异同；又如多年来撰写影印馆藏古籍的说明，尤其是已经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有关本子的“提要”，则仿效顾起潜、潘景郑之法，因书制宜，考订版本，辨析优劣。虽然我们才识浅薄，不及前辈万一，但由于思维与做法一以贯之，逐渐有了一定经验的积累与相关素材的掌握，使这部图录的编纂有了良好的基础。
版本个案研究举例
这部图录之优劣长短应由读者评说固不待言。如果自觉有积极之处，那便是在考订版本过程中，遇与前辈专家研究抵牾者，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提出疑问，谨慎地阐明己见，以供学界讨论参考。粗作归纳，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鉴定版本新见举例
有些著名宋版，业经前人鉴定，其结论被人们接受沿用。而今视之，似仍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一书，确为宋刻本者今知有三部，上图此本而外，另两部皆在台湾。其中一部递经傅增湘、沈仲涛收藏，后入台湾故宫；另一部原藏北平图书馆，今虽见诸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1986年增订二版）著录，可能原书亦在台湾故宫。
傅增湘旧藏本，台湾故宫2006年出版的《大观——宋版图书特展》，题作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国子监刻本，当据该本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傅氏题跋著录。先是，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傅氏曾作详考，《双鉴楼藏书续记》中有题记三篇。其初始认为该本乃毛居正自刻，故卷端仅题毛晃增注而未镌“男进士居正校勘重增”一行；且谓“其刊行必在壬午癸未以前”。后检得魏了翁《鹤山集》有《跋毛氏增韵》一文，复定其为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国子监所刻，即此书之第一刻。民国三十二年的题跋即简略重申旧说。
兹将傅氏旧藏本与上图本相较，觉藏园先生所言恐非。理由有如下数端：两本避讳皆至宁宗，但傅藏本避讳大多采用通常缺笔之法，上图本则大字正文不缺笔，将须避讳之字或读音在小字注文中加以注明，因其为韵书，此法更显严谨；此其一。谓嘉定十六年国子监首刻是书者并不误，然既为官刻，而不题居正校勘重增，于情理相悖。盖是书毛晃尝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进呈而未被采纳，后经居正校勘重增乃克锓梓于冑庠；而上图本卷端则镌有“男进士居正校勘重增”一行；此其二。上图本计有刻工80余人，皆为南宋中后期浙中名匠，官刻本作派尽显；而傅藏本之刻工可计者不足30人，又因单字居多，难考其详（或若干有姓名者，如李仁，见诸建宁郡斋刻本《西汉会要》；景从，见诸建刻本《资治通鉴》）；此其三。既为南宋浙刻且又是官刻，按当时风气，其字体当如上图本之欧体字；而傅藏本则为柳体字，颇疑其刻于福建而非浙江；此其四。此外，检元人胡师安等纂《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之著录，知国子监所刻书版至元代保存尚好，而上图本系用元至元间湖州路公文纸刷印，相去未远。由此可见，上图本或即嘉定十六年国子监原刻，傅藏本则为福建翻刻。
按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藏园群书题记》，附有傅氏晚年所撰《双鉴楼藏书题咏》一卷，中题《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者凡六首，知其于民国初年曾获睹潘氏滂喜斋藏本（即上图本），且认为是“浙刻正宗”；复疑家藏之本是闽粤刊刻。如此，应是对曩昔《双鉴楼藏书续记》及书写于原书题跋之观点的更正。但同时他却再三强调：
此本仅标晃名，不署居正重增，盖父可以统子也。以是观之，虽刀法非浙中风气，要也监本之嫡子。其它宋元刊本于晃名后均有“男居正校勘重增”一行，盖一再翻雕，无所避让，故补入居正之名，俾名实相符耳。
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使此本非国子监原本，至少径从国子监本出，而其它版本则皆非正宗。然而，如前所述，此说仍显勉强，未能自圆。
至于原北平图书馆藏本（缺卷一），傅氏亦曾寓目，认为镂版在其家藏本之后。故《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宋刻元印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1986年增订二版）著录为“宋理宗时刊元代修补本”，可能多少也受到傅说之影响。而《旧京书影提要》则云：“为宋末国子监所刊，至明初亦存南京国子监。”今检《旧京书影》（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有此本卷二书影共4页，其末页（即该本卷二之末）与上图本一式，断版痕迹则较上图本为烈；其它三页面目全异，当属补版。补版或有讹字，如第二页“先”字韵下“弦高”之“弦”，该本误作“（弓＋攵）”（即“考”字）。是知该本实与上图本同版，惟刷印颇晚，补版也多（上图本无补版）；补版是否已至明代，因未获览原书，单依三二黑白书影尚难判断，但不无疑惑，《旧京书影提要》之说亦似有隐寓耳。
二，辨别原刻与修版举例
前人于经元代修版或元明递修之宋版，较为留意其刷印孰先孰后之区别。而对宋代修版，又或是孤本，没有别本可作比对，则有所疏忽。对此，今人须加关注并力求予以纠正。如《宛陵先生文集》一书，此本张元济曾从东瀛获摄影件印入《四部丛刊》。后流返中土，为与周叔弢齐名之藏书家陈清华所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高宗绍兴十年（1140）汪伯彦刻，宁宗嘉定十六年至十七年（1223—1224）重修本，而据其卷三十七第四叶与卷三十九第三、四叶版心镌有“嘉定改元换”字样，知书版曾在嘉定年间先后修补。
原刻与修版前后历经八十余年，然检前人对刻工之著录，笼统混沌，未有区别。兹细加辨识，原板刻工有金言、唐彦、金宣、陈革、唐用、刘中、金仲、叶明、张才、刘青等，修版刻工有潘晖、昌茂、金大受、盛彦、卫良、颜友亨、刘友端、金明、侯琦、德璋、唐彬、唐思恭、又良、昌彦、蔡胜、又琦、唐才等。更有旧时未注意者，其中金大受、盛彦、唐彬等三人于刊刻此书四十年后之淳熙八年（1181），曾参与池阳郡斋刊刻《文选注》之役；唐彬又于开禧元年（1205）与刻贵池秋浦郡斋本《晋书》，故此刻早在孝宗淳熙间业经修版。其余刻工虽或未见他本记载，却不失为研究安徽宋代雕版业的新资料。
安徽在宋代亦是刻书重镇，或许今人所见传本较少，缺乏专门研究，而将眼光每聚焦该地区明代雕版业之上。虽然，不能溯其源，又如何识得其流。
三，揭示不同文本举例
有人将版本学轻称为“书皮之学”，客观而言，能识得书皮已非易事。何况版本学的重要内涵，是考订版本源流，区分版本异同，揭示版本的文本面貌。诚然，要做这种研究，往往囿于条件，难能毕其工于一役，但这反而说明其远非“书皮之学”那么简单，版本学要走的路还很宽很长。对此，图书馆工作者首先要有充分的认识，因为即使视若珍宝的宋版，有些本子由于目录著录失当，或前人不及作研究考订，其文本特点与价值尚未显于世。比如，《春秋经传集解》为南宋孝宗时四川官刻本，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单注本，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误作有陆德明释文而将之列于兴国军学本之后，其版本特点遂被湮没。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著录有“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此刻应属其一。倘若“蜀大字旧本”系北宋本，则此刻当即“蜀学重刊大字本”。昔归安陆氏藏有所谓北宋蜀刻大字本（见《仪顾堂集》卷十六），经检《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其本虽宋讳也避至“愼”字，但行款、字体与此本不类，实为宁宗嘉定九年（1216）兴国军学刻本，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亦有记载。
关于群经版本，因北宋本失传，历来较为关注南宋三个文本系统，即南宋初年国子监据北宋原本翻刻之单疏本（世称十五行本）、两浙东路茶盐司之注疏合刻本（世称越州本、黄唐本或八行本）以及南宋末年建安坊肆所刻附释音注疏合刻本（世称十行本），而对于孝宗时出现的八行十六字单注本群经系统，且该系统又有浙江、四川两种版本行世，则或为人所忽略。浙江刻本今知传本有晋郭璞注《尔雅》三卷（藏台北故宫，著录为南宋国子监刻本），刻工有李何、魏奇、严智等，欧体字。四川刻本今存除此本而外，别有汉郑玄注《周礼?秋官》二卷（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归安陆氏旧物），刻工有王厅、子言、子林等；汉赵岐注《孟子》十四卷（《续古逸丛书》底本，梁蕉林旧藏），刻工有关西、王朝；汉郑玄注《礼记》二十卷（辽宁省图书馆藏卷一至五，即天禄琳琅旧藏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六至二十。因仅见书影，未能细检刻工），诸本版式行款、字体与此《春秋经传集解》完全一致。无论浙本抑或蜀本，避讳皆至“愼”字，即几乎同时刊刻，且都为官刻大字本。问题是，注疏合刻本群经既出，为何复有刊刻单注本之举；两地之单注本彼此有无渊源；能否由此而上探北宋乃至五代监本踪迹，皆尚待研究。
此本《中华再造善本》未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失收，可谓“养在深闺无人识”，殊为可惜。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毋庸讳言，这部图录尚存在缺陷。有的问题我们看到并已提出，但由于未掌握相关文献，或者限于才识，未能作出明确判断，尚待继续研究或求教方家解决。而有的问题当时并未认识，只能俟将来修订时改正。
譬如关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刻书地之定夺。此本版心原有刻工名，因破损或遭剜毁，无法通过检核刻工考其刻书之地。我们遂采以字体判别之法，本无不可。然谓其字体有“欧体笔意”而定为浙江刻本，现觉稍显轻率。其字形虽略呈方整，点划则更多柳字意味，尚待从其它途径作深入研究。旧时凡字体方整便是欧体便是浙刻本的说法颇为流行，然其说固有所本，要非泛泛而谈。今人亦应视本识字，因本而论，庶免盲目。
再如建宁府黄三八郎刻本《巨宋广韵》，序后镌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一行刊记。“己丑”为何年，说法不一，或谓北宋皇佑元年（1049），或云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因黄三八郎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曾刊刻《韩非子》一书，序后有“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一行，顾千里在《韩非子识误序》中明言见过此本，而从存世影宋抄本亦可窥其面貌，故自叶德辉《书林清话》以来，多推定该“己丑”为乾道五年（1169），我们亦因袭著录。今发现此本“惇”字已缺笔避讳（见卷二庚韵），则其刊刻当在理宗绍定二年己丑（1229）。是知鉴定版本要在细审原本，不可盲从。
也有的问题已作辨析考订，但著录是否确切，则有待斟酌。如《新编方舆胜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国家图书馆藏本与上图本作同版著录，与实际不符。两本相较，上图本虽然利用了部分旧版，但新雕之版居多，从目录到正文，与国图本皆有出入，故其新雕版片，并非因旧版损毁而予以补刻，应是有目的对此书进行修订或者说是重编。此举是否亦祝洙所为，抑或出他人之手，尚不知晓，而与国图本属两个不同文本，不是一般因修版出现的文字异同，则无疑义。问题在于，我们一时未择得合适措辞表达，将上图本著录为“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重修本”。这样著录，若反映在简目上，人们通常会认为只是修版后印之本，显然有欠妥当。由此提醒人们，要谨慎留意过去各家目录上著录的“重修本”，或许也存在类似问题。
这部图录甫一出版，就发现图版选择有所缺略，未能做到图版与释文相互发明的情况，令人颇感遗憾，因这本来是我们主观上刻意追求之事。
如《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此本业经修版，修版时曾作校改，我们所撰释文既举卷二十五《答宋秀才》文字剜改之例，并强调此本或即明淸传抄本之祖，但没有配以图版，其实用功能因之削弱，是一疏忽。
又如《三苏先生文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上图本与国图一残本著录为“宋婺州吴宅桂堂刻本”，而将国图另一足本著录为“宋婺州吴宅桂堂刻王宅桂堂修补印本”，初以为没有问题。后将两本相与比对，发觉后者有若干处尚属原版，而前者相关版面却已经修补，即前者也非初印之本。初印本面貌如何，书版转手情况如何，修版原委又如何，皆有待研究。而我们同样在举例说明时未配相关图版，使读者或有云里雾里之感。
除此而外，我们过多拘泥于馆藏或宋版，其实凡所考订涉及别本，都应配以图版，以便比较说明。唯有如此，图录的功能方得充分体现。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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