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写作，据杨绛回忆，“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钱锺书在《〈围城〉序》中也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才“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完稿之后，自1946年2月25日，开始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连载，至第2卷第6期。首期《编余》中，李健吾写道：
可喜的是，我们有（又）荣誉（幸）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
两部长篇，一部是李广田的《引匀》，另一部就是钱锺书的《围城》。后《围城》被列入《晨光文艺丛书》，1947年6月交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3月三版。初版本出书前的广告云：
（《围城》）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当。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
1947年，在《钱锺书杨绛夫妇》一文中，赵景深说：“《围城》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rite（最爱）了，我的儿子、内侄、姨女、内嫂以及我自己都争夺般地抢着看，消磨了一个炎热的长夏。”
同样“有如饕餮”的心情也出现在柯灵笔下：
《围城》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烈，满室生春。（《钱锺书创作浅尝》）
近日，翻阅黄成勇《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曾卓题跋——七月书旅之曾卓篇》，谈及20世纪40年代，《围城》刚出版时，方典就著文嘲讽那是“打翻了香粉铺”。所谓“方典”，王元化是也。乃按图索骥，始得其详。1948年2月，方典在上海《横眉小辑》创刊号上，发表《论香粉铺之类》。文中写道：“你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作品“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雾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作者对于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
又读姜德明《金薹小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同代人”文艺丛刊》一文，竟牵扯出类似言论。“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刊出张羽的《从〈围城〉看钱锺书》，称“作者俨然是个上帝”。只有“装饱了肚皮，闲着没事做的绅士和清客，才会在这五光十色的市场上演幻术，为那些遗老遗少们寻开心，替那些妖姬艳女们讲恋经”。文章认为钱锺书是超过冯玉奇和张资平的新鸳鸯蝴蝶派，《围城》是“一篇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在张羽笔下，钱锺书者，“帮闲文人”而已！李辉认为，“张羽”这一名字，也是王元化所“化”。在《黄永玉个人传奇与历史风云相会》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大段引文：
……而少数人，钱锺书所属的那些绅士，清客及他的集团，则感到恐怖，消沉，彷徨，在这为骚乱的气氛所围绕的环境里，苦于无法解脱，只好把这颗“芳心”寄托到醇酒女人身上，想从这块小天地中，透出一口闷气，以求心灵暂时的轻松，片刻的安慰。可是这些连灵魂都冷却的绅士，他们所热中（衷）的是金钱，洋楼，女人。而这些阿谀绅士的，抱着绅士的屁股眼亲嘴的清客们，只好捧上了这最能适合绅士的胃口的东西来献媚了。尤其是连钱锺书这样的帮闲文人，除了一付（副）僵尸架着件玄色马褂，摇头摆尾，苦吟着世纪末的哀歌的丑角们，除了逢迎绅士，交出定制的货色而外，还能作（做）些什么呢？
继之，1948年7月，王任叔（巴人）在香港《小说》创刊号上，用笔名“无咎”发表《读〈围城〉》，指责作者“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两个妖精打架’的故事，也成为我们上帝唯一的创作主题”；“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世界在他面前是赤裸裸的一个女性模特儿”。《围城》实在是只“有粪蛆似的有生命的东西在蠕动，在翻滚”。
有感于上文对钱锺书的责难，《观察》5卷14期（1948年11月27日），刊发了林海的书评《〈围城〉与Tom Jones》，认为《围城》与英国小说《汤姆·琼斯传》近似，但“《汤姆·琼斯传》中的事实多于议论；《围城》刚刚相反，议论多于事实”，“《围城》是一部彻底的人性大观”。尤其是“书中第五章记方鸿渐旅行所见，那些情景，抗战期中常在内地奔波的，谁没有经历过？可是当代小说家中，除钱氏外，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惊才绝艳的一章？”“其实，钱氏的野心是决不止于做做‘上帝之梦’的，他还想更上一层地去做上帝的改革者。李长吉诗云：‘肇被造化天无工’。钱先生的真正野心是想拿艺术去对抗自然，把上帝创造天地时的疏忽给弥补起来。《围城》一书，除了臭人丑事外，还特地排出宇宙间最惹厌的一些东西，如鼾声，狐臭，跳虱，饥饿，梦魇，胡子，喉核，厕所之类，来加工描写，揣作者的心意，无非想化腐臭为神奇，拿粪窖中的材料来盖造八宝楼台。”《围城》实为“学人小说”。“钱先生是以博极群书著名的，他这部作品所取法的西洋小说不知有几派几家，书中甚至连有些比喻都有出处！详细的注释应该留给未来天下太平时的学者去做”。《围城》“感觉的灵敏和笔墨的精妙”，“是无论如何难以否认的”。“批评《围城》的人，如果连这一点也把它抹杀掉”，那就完全失去了“公道”，“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便是“把心肝偏到夹肢窝里去了”。林海，即郑朝宗，与钱■书“清华曾共学”。钱氏闻之，称郑是小说的“赏音最早者”。
郑朝宗的文章，在西南一隅激起反响。1949年1月，在成都《民讯》第4期，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陈炜谟以熊昕之名，发表了《我看〈围城〉》，对郑文逐条辩驳。
以整个的文章，《围城》所给我们的印象，仍不免是堆砌过火，雕琢太甚。从好的方面说，它真的珠光宝气，花团锦簇的，在某一种意义说来，确实是美丽的；从坏的方面说，写得无论怎样美，只不过是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罢了。
……
其实，《围城》的作者倘能够放弃一些狭隘的成见，从法国的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的）或者俄国的作家（如高尔基），吸收一些优良的写法，再勇敢地面对人生，正视社会，他的造就，当是不可限量的。
《围城》为世人疏漠既久。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该书“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最后爆出绝响：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小说，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
除了讽刺外，《围城》亦有“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风险味道。在这方面它和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相类似殊非意外。
……
在所有战时和战后的小说中，《围城》最能捕捉到旅途的喜趣和苦难。
自此，众皆刮目相看。1990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播出，钱锺书终于破土而出，龙飞九天，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昆仑”。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与传媒逐渐流行“北钱南王”一说，即“北有钱锺书，南有王元化”。而王元化的回应则是：
钱锺书是前辈，我各方面的学识都比不上他。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事前我并不知道，我没办法。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王元化认为，钱先生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本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钱■书也曾用“博雅”二字评价王元化的《思辨随笔》。2006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汪荣祖《史学九章》，第166页影印“钱锺书致汪荣祖书”，推翻前说：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刻意结纳……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
2004年，文汇出版社出版《清园近作集》。内中收录王元化写给吴布鼎的七封信，表达了他的不满：“我也不喜欢钱锺书的《围城》。朴素地说话，真诚地写文章的人太少了。”该信约写于1946年，此次刊出，大有宣示初衷之意。
2008年10月，三联书店刊行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21页云：
《围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一伙人围攻，每天在报刊上痛骂《围城》是“香粉铺”，是“活春宫”。不久，巴人（王任叔）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声明骂《围城》的不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发表此文。巴人的文章见报后，毒骂《围城》的一派人偃旗息鼓。巴人上世纪50年代，恰好与钱杨在文学研究所同事，大家相处甚好。
《围城》在问世之初，所受的批评，多为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政治话语，且不乏谩骂之词。这些书写的痕迹，一路行来，不免会被抹擦，甚至有改窜的趋势。但作品的有迹可循，使读者藉此重返历史，一不小心，也闯进了知识分子的心灵。谨以此文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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