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前夜》中的徐盈

    徐盈是当代新闻界的名记者，他的《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一书已面世，将会受到新闻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欢迎。

    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众多杰出的人物。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徐盈、彭子冈夫妇双双献身中国新闻界，依托著名的文人论证报纸《大公报》，发表了若干报道，记录了那个风云变化时代的社会万象。他们两位的部分作品，多年前曾分别结集出版，但由于时代较为久远，已经难以寻求，其中徐盈的作品，更难找到。现在出版的《共和国前夜》，将为读者呈现那个时代的映像。徐盈（1912-1996）自1936年进入《大公报》之日起，同记者徐铸成、范长江、孟秋江、杨刚、朱启平等杰出人物，齐足并驰，铸就了《大公报》的新闻报道水平，他平生的新闻作品有几百万字之多。由于篇幅所限，这本集子共选集了一百余篇侧重对他的新闻写作做一回顾性的总结，也希望可以基本反映他的新闻写作历程。

    这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北平围城两月记》，是作者1948年12月12日至1949年1月30日的日记，记述了自1948年底傅作义宣布“倚城野战”至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前夕的北平围城期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读《北平围城两月记》仿佛自己置身于紧张的围城之中，它记述了当时围城中物价飞涨，时不时听到的隆隆炮声，城中的坦克，住进百姓家的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伍，为清除射界（原注：指火器发射时上下左右所及的范围）而拆除城门外一里的民房，造成一片哭声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记述作者采访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言行，知名人物胡适、梅贻琦等人的行止，各国国旗仍然高挂的使馆区和外国记者的动态，无人涉讼法院的冷清，因缺乏囚粮而释放了全部囚犯的监狱，而“特刑庭”却还禁闭着几百名进步学生，城中停水、停电、公交车瘫痪，从京剧演员到三轮车夫生活都陷入了极端的困境。这种情况下促进和平的人们在积极活动，徐盈笔下的紧张局势也逐渐透露出和平的曙光，直到1月22日傅作义与中共签订协议宣告停战，人们高兴地传播着喜讯说：“和了，也就是活了。”七百年文化古城得以保全，地下共产党员徐盈在1月30日日记中记下了扫雷的爆破声，响得非常可怕又非常可爱。这本日记当时未能发表，1992年经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出版，成为北京地区革命史、回忆录丛书的一部。因为日记中许多人物、事件不为读者特别是今天的读者了解，此次出版时由当时的具体编注者张润生重新核定书稿，并补充了一部分注释内容。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通讯·特写·社评》收集的是作者从1936年到1948年所写的部分通讯、特写和社评，内容十分丰富。

    从1937年至1945年，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徐盈著作中相当的篇幅是描绘抗日战争烽火情景。报告抗战各个战场的感人事迹，1937年9月25日到27日，《大公报》刊出徐盈的《今日山东》记述了山东人民踊跃应征入伍的情景。在《潼关一瞥》中，描写了群众欢送抗日将士踊跃出征。《在西战场》是徐盈访问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通讯。《在请看今日之山西》中，他还访问了八路军参谋长彭雪枫，访问了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访问了“牺牲同盟会”。

    《在八路军五台总部》中，徐盈访问了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又经他介绍到八路军总部访问了朱德总司令。

    他写道：“朱总司令穿着一套旧的灰布军服进来了，两眼打量了我一下，握了握手……问我一路上看见的敌人飞机滥炸的情况，他说：‘我们的总部就安心地在这里’。”在此篇通讯中，徐盈报道了朱总司令介绍的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经过。他写道：“（总司令的总结）是群众掩护着部队，在敌后做了急行军，像鱼在水中游似的，深入到平型关山地，才能把板垣师团包围起来……”这个日本的精锐师团是个机械化师团，两万多人中只有4千多名步兵，其余都是驾驶兵。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飞机帮不上他们的忙。

    解放战争时期收入这本书的比较重要的报道，有以下几组：《和平播种记》三篇、《沈阳的春天》三篇、《北大复员记》五篇。《和平播种记》、《沈阳的春天》记述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活动。《北大复员记》五篇，叙述北京大学复员工作，表现他对北京大学复员十分重视。作为一个记者，徐盈心中时时怀念着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自由和独立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徐盈是重视经济报道的先行者。他长时期采访报道了范旭东、李烛尘、卢作孚、侯德榜、茅以升等经济界著名人士，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众多问题。他关于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报道形成了当时《大公报》的特色之一，也是研究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状况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这本书最后的九篇文章中，除了《东北的七次攻势》之外，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徐盈致力于经济研究的热情可见一斑。

    这本书的序言，出自他70余年的老友、也是《大公报》的杰出记者曾敏之的手笔，文情并茂。曾敏之以“光明磊落、淡泊忘我、待人以诚”概括了徐盈的为人特点。文中特别提及了“徐老大”这个称呼， “徐老大”是新老朋友对徐盈的昵称。我们当年初入报社时，得到过徐盈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时至今日记忆犹新。他同我们聊天时指导我们，当记者要目光四射，全身带钩，会穿糖葫芦。我们的理解是，采访一件事时不要单打一，而是要把与那似无关而有价值的情况以及采访时遇到的有价值的所闻所见，都要“钩”回并记录下来，存入自己的“资料库”，一旦日后采访另外的事件，就可以像穿糖葫芦一样地，将过去记录的有关资料联系在一起进行报道，这样就比专记当时的采访，更能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两月记》就是徐盈“钩”回并记录下来的珍贵资料，每一天日记都是一页生动的历史。从《两月记》可以看到徐盈对工作的用心和勤奋。

    《共和国前夜》的主编是上海档案馆研究员陈正卿和徐东。徐盈在世时陈正卿不止一次到北京访问他并借走一些资料，这本书《前言》可以说是他对徐盈研究的概括。徐东长得酷似子冈，老朋友见她如见故人。现在她刚退休，正在继续整理徐盈的文章，希望第二本、第三本徐盈文集早日出版，让那些压在箱底、纸已发黄发脆的珍贵剪报，成为新书提供给读者。

    （本文编辑   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