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2日，蒋得报高宗武密赴日本事，大怒，乃将高之经费停发。唐德刚先生著文称：“他二人以后也就一辈子没有再见了。”但史实是，时隔29年之后——
近现代史大家唐德刚教授生前写过一组系列文章：《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在台湾《传记文学》上连载，颇有影响。其中一篇名为《汪精卫投敌始末》（见《传记文学》第66卷第6期）的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再者，此行即为宇垣曝光，他（高宗武）就再不敢回武汉面蒋。在访日中途，他可能就写好了致汪、蒋的报告，命周隆庠先期返汉代呈。……蒋得报大怒，骂说：‘高宗武是个混旦，谁叫他到日本去！？’乃将高之经费停发。他二人以后也就一辈子没有再见了。”
此文发表后，湖南《书屋》杂志刊登了范弘先生写的《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一文，也跟着唐先生说：“从此以后，蒋介石就一辈子没有再见高宗武了。”
又，寓居美国的周谷先生（原台湾驻美大使馆秘书）有一篇纪事文：《高宗武笑谈当年事》（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八期），也说：“高游台北时，拟请见昔日蒋委员长未果。高说蒋委员长不方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
遗憾的是，唐先生的这话无根之言，正应着我国一句古语：“一人传虚，万人传实”，许多人竟把1938年7月之后，“蒋介石一辈子没有再见高宗武”，当作实有的事传开了。
史实是，1967年4月16日，高宗武通过“驻美大使馆”呈送蒋介石一函，报告自己即“赴欧一游，路过台湾，预定下机，前来致敬，表示谢意，以偿三十年来之宿愿”。五月十一日，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先生通过程沧波，转发给高宗武一封“邀请函”。7月17日，高宗武偕沈惟瑜以“观光”的名义飞抵台北市，下榻在圆山饭店。8月12日中午，张群设家宴请高宗武夫妇。席间，张群亲手把一封信交给高宗武，高双手接过来，只见信封上写着“高宗武先生”，左下角印着“蒋缄”二字，从信封中抽出一张精致的请柬书：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六）
下午四时三十分茶会候光
蒋中正
蒋宋美龄 谨订
地点：阳明山中山楼会议厅 （附影印件）
高宗武激动不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张群望着高宗武，微笑着点点头。接着，把高下午如何行动做了详细交待。
8月12日下午二时许，高宗武与夫人沈惟瑜离开张公馆，乘车去参加中影公司新世界大戏院的开幕典礼。礼毕，他们随着人群步入放映厅，观赏美国新片《四虎将》。电影放映过半，高宗武在昏暗中悄然无声地走出大戏院，钻进停放在大门口的一辆黑色轿车，飞驰而去。
轿车在阳明山中奔驰，不一会功夫便在一幢小楼前缓缓停下。高宗武打开车门走出来，抬头望见小楼上方镌刻的三个大字：中山堂。此时，一位青年人走过来，十分礼貌地说：“高先生，请随我来。”便引导高宗武走进会议厅。参加这次茶会的人不多，据《高宗武日记》记载：
“余赴中山堂应蒋总统及夫人茶会，严副总统、孙哲生、蒋经国、陈立夫等新旧要人皆在那边。陈立夫替余介绍严家淦及蒋经国两位，因为余与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之故也。”
这一次蒋、高会见，是在极端保密下进行的，不仅媒体一无所知，台北的史学家们虽近在咫尺，也是茫然无所知，甚至连台湾高层许多大员们也未听到一点声息。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的宣传机关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而高宗武对朋友或来访者更是三缄其口，显然，蒋、高二人口头上订立了“君子协定”，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完全出于蒋的要求。但蒋先生何以如此看重此事而严令封锁消息呢？
茶会结束后，蒋示意高宗武留下，又与他做了单独谈话，据《沈惟瑜日记》道：“总统与宗武谈话约半小时。”半小时可以谈很多话了，但究竟都谈了一些什么话，不见片言只字的记录。如今蒋、高均已逝去，成为无法破解的秘史了。
应该说，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本文编辑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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