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学者周正章

    从20世纪90年代起，自由撰稿人、自由职业者再度成为不可忽视的阶层，民间学者也逐渐多起来了。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民间学者和过去不同，他们都有一份赖以为生的本业，从事学术研究主要在业余时间内进行。由于他们既有本业，衣食生计不用担忧；又不在高等院校、报刊和政府研究机构内工作；加之改革开放后言论相对自由，于是，他们常常能秉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说出一些别的学者可能不敢说也不想说出来的话。在这些人中，周正章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放谈文坛大事无所避讳的知名学者。

    周正章先生的职业是内科医生，在医学诊断方面很有造诣。但他酷爱文艺，有关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无所不读。从1979年起，他在从医之余，开始在国内多种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至今已31年。作为一个业余的民间学者，有几十万字的评论文章问世，已属难得；尤其出人意外的，他所评论的竟大多是为正统学者三缄其口的文坛大事。择其要者，谨给读者简要述评。

    首先是鲁迅的死因问题。以往国内出版的所有鲁迅传记全都沿用“鲁迅死于肺结核病”这个说法。1984年2月22日，上海九家医院23位专家、教授组成的“鲁迅先生胸部X光读片会”，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由是，1984年5月5日南京《周末》报发表纪维周先生的文章《揭开鲁迅先生死因之谜》一文。根据上海读片会的结论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新中国初公开刊发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的看法，纪维周把鲁迅的死因问题指向日本医生须藤。这篇文章发表后，日本的《朝日新闻》于6月4日、6月16日发表泉彪之助教授和学者竹内实的两篇文章，对纪维周的文章提出不同看法。本来，这不过是在鲁迅死因问题上的争议，无须大惊小怪。可是，有些人将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译成“内参”向上报告，某些人就像鲁迅文章《“友邦惊诧”论》中的那些人一样也惊诧了起来，指出纪文“有碍中日友好”，“必须设法消除不良影响，以正视听”。此后，鲁迅死因问题竟成了禁区。纪维周挨批，编发纪文的编辑张震麟被调离《周末》报。“中国境内所有报刊关于鲁迅死因的探讨文字连一个字都不让露头”。在此情况下，周正章以民间学者的身份，以他多年从事内科医生的职业修养，撰写了《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三万多字的长文（《鲁迅世界》2002年第1期），揭露须藤提供给鲁迅治丧委员会的《鲁迅病历》是“一份须藤伪造过的病历”，“须藤当时在自发性气胸的病理、病因、诊断、治疗上具备挽救鲁迅生命的客观条件；然而他在主观诊断上出了偏差，这可从他的处理、治疗、预后几个方面求得论证；至于他在《病历》中添加的气胸病名，那是须藤作伪无疑。须藤不过是作了一回为挽回已经丢尽面子的事后诸葛亮而已”。周正章的这篇文章，由于他专业知识的精深、考证的严谨、逻辑的严密、论点与论据的统一、最后结论的科学和实事求是，文章发表后，原来批判纪维周的鲁迅研究某权威虽然也写了《关于须藤医生及其它——致〈鲁迅世界〉主编的公开信》（《鲁迅世界》2003年第3期）为自己作辩护，但在周正章再写了《关于鲁迅死因问题中的“假传圣旨”》一文后，也从此闭口无言了。至于那些把纪维周的文章定性为“有碍中日友好”、以“政治问题”论处的，也默不作声。周文竟成了鲁迅死因问题的终结。一个民间学者解开了鲁迅死因之谜，周正章由是声名大震。

    如果说，周正章之所以能写出《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得力于他的专业医学知识，那么，周正章撰写的《胡风事件五十年祭》（《粵海风》2005年第3期，《鲁迅世界》2005年第2期），则又充分表现了他的胆识和真知灼见。本来，到2004年，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后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人尽皆知；所以，周正章对于胡风事件本身虽然也作了一些梳理，并没有多费词章，他的文章的着眼点是党的最高层何以一手制造了胡风事件。在周正章看来，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胡风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而在于他讨厌胡对马克思主义辞汇的‘班门异斧’，且在文学界又有一定影响力。毛就要把胡认定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还会有地位更高、影响更大、人数更多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要陆陆续续装进这个硕大无比的口袋里的；因为，这个从内部挖掘政治上所谓‘阶级敌人’的资源，反过来说一批又一批给‘敌对者’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置于死地的策略与经验，将成为今后继续革命的主要方略与基本走向”；“从这个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捕捉，而亲自挥毫动笔，并居于第一线位置直接部署、指挥战斗不是偶然的”。这一见解，所有写过有关胡风事件文章的学者、专家，都无人道及。当年曾陷入胡风案件、新时期平反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看到此文后，于2005后7月10日写信给周正章说：“你选用的角度是以往同类性质的文章所罕用的，胡风案件的发生是老人家经过积心处虑的考量所作出来的大政方针。”“我认为大作是深深理解这一点的，所以才不纠缠在三十年代的和个人的恩怨上面，这是您比许多人高明的地方。”王元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一眼即看出了周文的价值所在，于此更可见周正章识见的不同凡响。《胡风事件五十年祭》后来获得金陵文学奖。

    民间学者周正章并不满足于对文坛上的历史事件的探讨和研究，进而对现实的重大事件进行独到探索。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中国文坛也是政坛上发生了周扬与胡乔木之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议。围绕着这一事件，理论界、文艺界、思想界已有多人写过多篇文章。周正章独具只眼，写了《话说“日丹诺夫情结”——周扬与胡乔木的1983年裂变》（写于2008年，载《鲁迅世界》2009年第3期）。他认为，周、胡二人都存有“日丹诺夫情结”，两人“为争夺‘中国日丹诺夫’式的报告而争斗”（按：日丹诺夫为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有“文艺沙皇”之称）。他在文末呼吁：

    别了，那如同梦魇般“日丹诺夫情结”，还有那苏俄式的桎梏人性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让我们继续踏了这些“铁蒺藜”，去走属于自己的路吧；或许将会真的更美了！

    此文高屋建瓴，言人之所不敢言，再次表现了周正章民间学者的特色。不过，此文也有不足处，就是它未能揭示在胡、周二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中，为什么邓小平批评周扬。我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邓小平批评周扬，因为邓小平不同意周扬把“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周扬晚年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是真心实意支持改革开放的。作为理论家，他企图为改革开放找到一个理论基础，回答“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一是“经济领域的异化”：“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这指的是“大跃进”）二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这指的是“文革”中的“权力异化”）三是“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指的是“文革”前已经开始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周扬的本意，原是为改革开放做舆论准备，认为“改革开放”是克服“异化”之途，其出发点和动机应该说是很好的。但邓小平持异议。在邓小平看来，之所以搞改革、开放，绝不只是消极地为了防止和克服社会主义“异化”，而是积极地为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P372）三个“有利于”论，才是我们搞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就思想、理论高度而言，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论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无疑高于也优于“社会主义异化”论。邓小平批评说：“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改革。”那么，邓小平是否忽视了诸如腐败、“一言堂”、“长官意志”等阴暗面和负面现象呢？没有。邓小平多次讲“惩治腐败”，多次讲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多次讲科学决策。他对这些阴暗面和负面现象深恶痛绝，严惩不贷。但他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现有体制中不符合“三利于”的不合理的东西，逐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才能逐步地、比较彻底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才能逐步地、比较彻底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和负面现象。相反，以“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周扬报告中所说的“异化”，那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的极左，可以通过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和法制措施加以纠正和解决。邓小平不同意周扬把“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还因为他熟知此论的来龙去脉。1964年，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过“异化”问题，并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搞“四清”，搞“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和“异化”论有联系。曾经成为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基础之一的“异化”论，怎么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呢？

    从上可见，邓小平当时不指名地批评周扬，是有根据、有道理的。那么，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论这个“婴儿”是不是就可以和“浴盆里的脏水”一起倒掉呢？不能。我们无须讳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但把“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不该和不恰当的。而改革开放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纠正“社会主义异化”现象。我国新时期在三个“有利于”论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同时，党又十分重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负面现象问题。所以，三个“有利于”论才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因为它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周正章《话说“日丹诺夫情结”》虽然存在这一不足，但他道破周、胡二人论争的症结所在，仍然是卓尔不群、非同小可的。

    此外，周正章还就“假如鲁迅活着会如何”，鲁迅、胡风和茅盾之间的一段交往等问题，都写过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章。

    周正章先生今年才70岁，来日方长。我衷心祝愿他以民间学者的独特身份，继续撰写体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好文章，来警示当代人和后代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