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词学文集》，杨海明著，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8册12卷340万字的《杨海明词学文集》出版，这是当代词学史上的盛事之一。是对杨海明先生的词学研究特别是唐宋词研究创获的首次全面而完备地整理。
杨先生的词学论著篇目众多，有些已再版多次，甚至还有海外版本。有些虽有海外版，但在国内稀见。现在《杨集》将其全部收录刊出，方便研治词学者大矣。除此以外，杨先生尚有大量的词学论文未曾结集，《杨集》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如是著所收《唐宋词论稿（续编）》36篇论文，即是从《唐宋词论稿》出版后陆续发表的论文选辑而成。这36篇文章以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不易全部得到，现在收罗选刊出来，既免查检之苦，又便于集中探究。
杨先生在“前言”中自述：
这本文集所收的旧文好歹记录着自己在词学研究领域里跋涉过的一连串足迹，把它们整理出来总算做了一番“盘点清理”和“立此存照”的工作，未尝没有一点意义。
此番话中的“跋涉”一词虽然过简，但概括出了杨先生研治词学的艰辛。杨先生本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出于对唐宋词的喜好，于1978年秋师从唐圭璋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攻治词学，当时已年过三纪。由《杨集》所收论著来看，杨先生将自己的学术方向定为唐宋词，基本上是心无旁骛，其用心之专由此可知。由《杨集》附录中《杨海明先生学术年表》可见先生于1978年至今用力不辍：1985年—1987年完成了《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等专著；1988至1998年完成了《唐宋词论稿》、《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等书稿。自1996年始，先生用了十年时间研究唐宋词魅力永在的原因，唐宋词对当代社会、当代人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了《唐宋词与人生》这一论著。《杨集》的编纂也基本是按杨先生的词学研究活动的递进轨迹来编排的，客观上为我们展示了杨先生的“心路”与“历程”。
《杨集》集中全面地传播了杨海明先生于唐宋词研究的开创与突破。其《唐宋词风格论》是第一部有关词的风格流派学著作，虽“还带有初创和尝试的性质，而且至今仍是唯一”（《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刘扬忠著，《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其《张炎词研究》通过详细考证，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张炎研究之空白”（《张炎词研究·序》，唐圭璋著，齐鲁书社1989年版）；其《唐宋词史》是当代词学研究“断代词史中问世时间最早、学术转型意义最显著的”著作（《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者撰》，刘扬忠著，《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其《唐宋词论稿》“则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对唐宋词进行了新的立体的观照，标志着唐宋词学研究‘未来时’的开端”（《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王兆鹏著，《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其《唐宋词纵横谈》通过以小见大，加深了人们对于唐宋词的宏观性、整体性认识；其《唐宋词美学》全面地对唐宋词的艺术魅力作了审视，采用多种手段，以各个不同侧面和层次发掘唐宋词美学的特殊意义，在同类著作中堪称深入而系统的力作。其《唐宋词与人生》则首次以“人生意蕴”为切入点读词论词，将唐宋词置于新的视野中作全面和重点的观照，揭示了唐宋词与词人人生之间“花果与土壤”的关系。于《唐宋词风格论》中，杨先生首次把“词境”的风格特色归纳为“真”、“艳”、“深”、“婉”、“美”五个方面的内容。于《唐宋词史》中，杨先生首次概括出唐宋词乃“狭深文体”、“心绪文学”；首次提出“忧患意识”这一命题，并以之为“词心”和“词境”的内核；首次把作为时间范畴的宋代和作为空间范畴的“南方文学”结合起来研究，由地域文化角度来判定词的主体风格——柔美风格的成因（见《唐宋词史·序论》）。于其《唐宋词美学》中,杨先生首次全面把握了唐宋词的“富贵气”、“香艳味”、“婉媚态”、“愁苦心”；首次亮明唐宋词“人情之美”乃是能在中国古代诗国“言志”传统中创建出“言情文学的”的“特区”的真正原因。于其《唐宋词与人生》中，杨先生首次论证了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这一命题；首次揭示了词中人生意蕴对于当代人的思想启示和“活性效应”。诸如此类的创见不唯不少，有的还一直为人不断沿用。
《杨集》中的各种理念与方法，将为后学提供更多的词学范式榜样与“灵感”启发。杨先生曾自谦云：
我深知自己既缺乏像夏承焘、唐圭璋等老辈学人那样深厚宽博的学养，也跟不上新时期所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那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迅猛步伐，充其量只是一个衔接两代的过渡性人物。
但是如果从是集的全部论文来看，杨先生于词学研究视野甚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岂止是“过渡”。
全面考察《杨集》，杨先生以丰厚的成果为当代词学研究的新变与深入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不论是在研究理论上，还是在词史理论上，乃至美学理论上，他都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如此，杨先生还以其研究实践向人们展示了各种可资利用的具体的“操作”方法。另外，杨先生在词史撰著体例、批评方式这二者上的也贡献了新方法。杨先生一方面打破传统词史的撰著体例那种“以时间为序，作家为纲”的平面排列的旧框架，采用了立体的综合的撰写方法，建构出词史研究和表述的新框架。这种“变”法对后来断代词史乃至文学史的撰写体例起着榜样作用。另一方面，杨先生一反传统学术语言的质木无文，采用“美文”式语言来写学术文章，这种“变”法，固然是其才情所致，更是杨先生出于沟通古今、沟通学者与读者所做的努力。
《杨集》中的各种理念与方法为后学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启发。其《唐宋词纵横谈》中系列论文与《唐宋词与人生》中“城市风光与都会词”、“四时游赏与节序词”、“酒色歌舞与宴会词”、“休闲生活与园池词”、“郊游活动与泛舟词”、“赏花之乐与咏梅词”、“结社唱酬与西湖词”等章节不断地被升华起来成为同名的词学专题。
透过《杨集》所收论著，我们可以明晓杨先生研究词学的个性特征。笔者将杨先生的词学研究特点归为“专”、“精”、“变”、“化”四个字。杨先生之“专”既有时代因素，又有其适时量力的选择因素。正因为杨先生之“专”，才对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深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杨先生于词学研究屡有突破正归功于视野的宏通或方法的精通。杨先生在研究唐宋词时总是能够深入挖掘出现象背后的根源、意义与规律。而其《唐宋词美学》在把握唐宋词的美学规律上也颇精深。如对唐宋词中的“富贵气”、“香艳味”、“婉媚态”、“愁苦心”等的揭示，对唐宋词的音乐美、声律美、语言美、风格美的剖析（《唐宋词美学》杨海明著，第1、3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无不是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的，充分显示了杨先生敏于鉴察、善于发明、勤于思辨的“精深”特色。杨先生的“变”与那种浅尝辄止、不断改弦更张易地掘井的研究不同，只是将镜头调换了个角度，所观照、“显微”或“放大”的仍是唐宋词。在人们普遍以为“唐宋词研究区域因为研究者过去着力较多，开拓较深而显得格外古老”，“很难找到新的一隅来树藩插篱”的情况下，杨先生不断在这“老区”变换镜头进行扫描与透视，无疑是以行动向人们证明：“老区”、“风景区”或“大家”、“名家”大有可为，只要努力耕耘，大有作为。
就当前人们对当代词学史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已有张幼良博士的《当代唐宋词研究论纲》、崔海正先生的当代词学家研究系列等出现，但对当代词学家特别是“第三代”著述文献的整理因人们的贵古贱今、资金短缺等缘由尚未全面提上日程。《杨集》的出版启示我们应该关注百年词学“第三代”学者的词学论著整理与研究。《杨集》不仅仅是为庆祝杨先生七秩华诞准备的贺礼，更是呼唤着更多的传媒与学人重视与从事当代词学乃至当代学者学术文献的整理工作。
综而言之，《杨海明词学文集》是对杨先生词学研究的深度整理，是杨先生词学“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词学创获的专门展播，是后学词学思想的“矿泉”，也是杨先生词学个性的彰显。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