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伯钧（1910-1974）文武双全，是有名的儒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陈伯钧将军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革命历史记录——长达130多万字的《陈伯钧日记》。这部日记，从1933年1月12日开始记载，到1950年2月1日为止，共18年，约4000多篇。它反映的这18年，横跨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大历史阶段。陈伯钧的这部日记，真实地记录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曲折历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从挫折走向复兴，并在艰难困苦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陈伯钧日记》从1933年1月，陈伯钧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开始，忠实地记录了陈伯钧协助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参加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情况，记录了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及长征初期的情况，记录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分歧及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具体情况，记录了红军指战员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抗日的情况，记录了红军会师后进行改编参加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情况，记录了抗战时期延安各界的抗日活动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情况，记录了抗日军政大学的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情况，记录了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创建新解放区的情况以及辽沈战役、湘西剿匪等重大历史事情的情况。
这些日记，既是陈伯钧革命奋斗的历程的真实记录，更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光辉历程，提供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为研究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8年前《陈伯钧日记》刚刚出版后，著名历史学家丁守和先生认真阅读，并将该日记中的记述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陈伯钧日记》资料丰富而确凿，文字生动而优美，经得起文献史料的考验。他反复强调：研究红军长征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人，必须认真研读这部日记，否则难以对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产生深刻的领悟和体认。现在，《陈伯钧日记》的史料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的认可，已经成为党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
日记披露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线索，并且这些资料是陈伯钧将军亲见、亲历和亲闻的，从而是非常可信的。
这些珍贵资料，既填补了党史、军史研究中的某些空白，弥补了若干历史问题上的史料不足，并能够对其他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旁证。如长征途中陈伯钧与朱德、刘伯承等人抵制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情况，《陈伯钧日记》中作了描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过程中的思想波动问题，《陈伯钧日记》中也有详细反映；1943年1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向来缺乏相关史料，而《陈伯钧日记》中则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并且是以参加者的身份记录下来的，弥补了文献材料上的不足，是研究该问题必不可少的资料。至于抗战时期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及反敌顽斗争情况，描述得也比较详细。此外，《陈伯钧日记》对中共七大筹备召开的情况作了记载，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
抗战初期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党内和军内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但人们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这方面一直缺乏可信的第一手材料。《陈伯钧日记》为研究者提供了他所亲历的第一手资料。1938年11月22日，当听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后，一向耿直坦率的陈伯钧认为毛泽东不适合与江青结婚，“当即提笔起草一封关于主席和江青恋爱问题的信给毛主席”。次日，他“将给毛的信重新改写一遍，准备开会时寄去”。11月29日，陈伯钧与罗瑞卿“谈到大帅（毛泽东）的问题、江青的问题”，使他感慨万千。陈劝阻毛泽东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而罗所谈，则从江青的为人、毛泽东的生活上着眼。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因为我对大帅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如江青之为人、大帅的生活问题……等）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就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
尽管陈伯钧大胆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甚至有点“直率与撞闯”，但陷入爱情旋涡中的毛泽东既没有怪罪这位耿直的部下，也没有听从陈伯钧及其他人的劝告，而是力排众议，与江结婚了。对于毛、江结合素来反对的陈伯钧，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错。不久，江青的任性、孤傲、自私的特性便暴露出来，并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口角。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他感叹道：“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通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仅举此一例，就可以看到《陈伯钧日记》独特的史料价值。像这类宝贵的文字记录材料还有很多，颇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日记所提供的丰富而完备的历史信息，为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便利。
《陈伯钧日记》不仅涉及到军队的政治、训练和作战情况，而且记录了驻军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记录了陈本人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读书的情况，不仅对研究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有益，而且对研究现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材料和便利。我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关于陈伯钧的读书情况，《日记》反映得很详细。陈伯钧是一位喜爱读书与思考问题的年轻将领，这正是毛泽东欣赏的地方。陈伯钧从井冈山时期起，便养成酷爱读书、善于思考问题的好习惯。在中央苏区时，当时苏区出版的各种报刊，如《红星报》（邓小平主编）、《红色战场》、《红色中华》、《革命与战争》、《中国革命汇刊》、《斗争》杂志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他都广泛地阅读。他还看了不少白区杂志，如《申报月刊》、《新中华》等，从中了解国际形势及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在长征的艰苦征程中，也坚持读了《石达开日记》、《两个策略》及缴获的《小说月报》、《石头记》等。到陕北后，陈伯钧集中阅读了大批书籍，不仅阅读了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沈志远写的《通俗哲学讲话》，而且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等著作。至于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长以后所读的书，也更多了。陈伯钧的读书学习，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思考问题，这正是他能够对军事和政治方面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从一个排长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红军干才”的秘密所在。
二是在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记述中，包含着珍贵的史料。陈伯钧在每天的日记中，都表明了写作的时间，如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省某地，还同时标注出当地当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如阴晴雨雪等。如1943年2月5日起到1945年8月19日，他作为385旅副旅长长期驻在甘肃庆阳，每日都记录了当地的天气情况，甚至连白天到晚上的天气变化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且这种记录坚持了2年多时间。如1943年2月9日记载：晴，微风，微阴，夜新月晕；2月21日记载：晴，微风，新月；2月25日记载：阴，欲雪又止，东南风，夜暗。这些关于天气变化的细节，过去很不为人重视，但史料价值非常高。《陈伯钧日记》用的全是阳历纪年月日，表明中共及苏区、解放区在阴阳历问题上，采用了国际通用的阳历，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陈伯钧日记》中关于天气情况变化的详细记录，是研究江西、陕北、甘肃和东北当地气象气候的有价值的资料。在当时没有过多的气象预报及气象调查的情况下，这样不间断的记录，连续起来，就是一个气候志，为研究当地气候天气等方面的情况意义重大。至于《陈伯钧日记》中有关当地民风、习俗、生活等方面的记录，更是研究现代社会史罕见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陈伯钧日记》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学术意义特别重大，是陈伯钧将军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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