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黄书元

　　█民族危亡之际，出版是廓清迷雾、统一思想的“利器”。在今天的新时代里，出版是构建话语、沟通世界的“立交桥”。

　　《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著作百年图志》这部书，装帧大气雅致，内文插图清清爽爽，翻开来就让人心里舒服，更别说字里行间藏着的分量。作为深耕出版行业四十多年的老出版人，我翻看过的书稿很多，也见证了思想浪潮的起起落落，但这部书带来的触动，是刻在职业骨子里的、前所未有的震撼。更要感谢作者，为中国出版业写下了这本正本清源的创新之作，替我们出版人说了心里话、正了名，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作者在后记里的话，说到了我们出版人的心坎上：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版业一直是传播真理的主力军、主阵地，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是出版理论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都太薄弱了。前者提及时一笔带过，后者在出版史里将其与其他出版物混为一谈，没人把两者捏合在一起系统研究，出版业的功劳就这样被轻描淡写。

　　提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人都知道其意义非凡，可它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大众、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少有人能说清。作者这次就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最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在课堂上播撒火种，但要让真理遍地开花，靠的还是出版业，让马克思主义从课堂走向街头、走向田间、走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这是出版业独一份的荣光。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重镇的人民出版社，此前虽推出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一片空白，如今这部书的问世，也填补了这份遗憾。

　　翻着书中的书影，心里满是亲切。很多书都是我们亲手编校、反复推敲打磨出来的，如今再看，就像和老友重逢，其间多少故事，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这部书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汇编，而是以“出版”为独特棱镜，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与实践的光辉历程，是一部鲜活的“思想行军志”。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又伟大的真理：先进思想的力量，既在于自身的科学性，更在于能否突破阻隔，“活”在纸上、“印”入人心。而这部著作的价值，正藏在“出版”二字承载的千钧重量里。

　　读这部书，让我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恍然发觉：原来我们的出版史，本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思想斗争史。研究思想史的路径有千百条，这本书偏不走寻常路，摒弃了从文件到文件的枯燥阐释，转而聚焦思想“物质化”的过程——出版史。让我们看清：真理的传播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书斋学问，而是一场场惊心动魄、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无声战役”。书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对革命战争年代“伪装本”的记述，为了让《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突破敌人的文化封锁，送到国统区进步青年手中，出版前辈们绞尽脑汁，把革命著作的封面伪装成《文史通义》《战国策注解》，甚至是佛经《大乘起信论》。我曾在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纪念展上见过这样的伪装本，那是从红色出版物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展品，光看着，就仿佛能看见当年白色恐怖下的生死较量。

　　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当今追求的是内容的“零差错”，而前辈们追求的，是传播的“零暴露”。在那个年代，出版哪里是简单的编印发，分明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是思想战线上的“特种作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真理摆渡”。我曾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当年在重庆，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本想研读古籍，翻开后却撞见《论持久战》的文字，那一刻的思想震撼，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也正是从这个视角，我们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历程，更是真理的物质载体——书籍报刊，在艰难险阻中开疆拓土、争取人心的历程。

　　这部书的扎实，更在于论据之实，用实打实的版本考证和出版数据，带着出版人特有的严谨，把史料和数据摆出来，让真理的力量不言自明。抗战八年，延安的物质条件艰苦到了极致，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论文集出了957篇，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也有192种。这个数字，放在今天都让人惊叹，在当时更是堪称奇迹。这也说明，我们党哪怕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从未放松理论建设与思想武装，始终牢牢掌握着意识形态的“制空权”。

　　这本书中对经典著作版本的细致溯源，更让宏大的理论变得触手可及：《实践论》《矛盾论》从油印讲稿到经典文献的打磨过程，首部《毛泽东选集》在烽火连天的晋察冀诞生的曲折经历，这些细节，也让我想起：人民出版社至今还保存着一批老前辈们从延安带回来的书，那是用马兰草造的纸，人工研磨的松墨，手摇的印刷机印出来的，虽然书页粗糙泛黄，但每一个铅字都透着力量。

　　通览全书，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出版不是简单的行业行为，而是衡量真理生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的“硬指标”。出版工作是理论武装的“兵工厂”，是连接党心与民意的桥梁。不同历史时期，这座桥的模样在变，可它承载的根本责任——传播真理、凝聚共识、服务人民，从未变过。而这部书给当代出版人的启示是：当今天的出版遇到了新的困难，我们是否可以评估一下，当今之难与革命先辈们曾经遇到的困难相比是什么等级？我们出版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民族危亡之际，出版是廓清迷雾、统一思想的“利器”。《论持久战》的各种版本冲破封锁广泛传播，狠狠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让迷茫的国人看清了前路。在今天的新时代里，出版则成了构建话语、沟通世界的“立交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覆盖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团队没有搞生硬的“硬翻译”，而是吃透对象国的文化语境，精心打磨、巧思设计，让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以最融通的方式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部经典，从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凭空诞生的，而是孕育于民族的苦难与奋起，成形于出版人的智慧与汗水，最终传播于人民的渴望与实践之中。《真理的力量》一书不只是对过往出版成就的梳理，更是对出版工作初心与使命的深刻叩问。它照见了出版人过往的荣光与坚守，更指引着未来的方向：唯有自觉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出版工作才能在新时代继续焕发真理的力量，为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注入澎湃而持久的思想动能。

　　（本文作者为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