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历史，流动的认同

    ■孙国军

    碑刻作为“凝固的历史档案”，是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文明密码，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与文化的基因。从秦汉的纪功碑到唐宋的墓志铭，从明清的祠庙碑到近代的记事刻石，碑刻以其材质的耐久性、内容的真实性、流传的稳定性，成为跨越千年的“无声史官”，为后世还原历史场景、解读文化脉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边疆地区的碑刻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它们既是中央政权治理边疆的政治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遗存。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王明娟教授团队合著的《清代承德碑刻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既是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项目的重要成果，亦是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结晶。该书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搭建起了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桥梁。该书系统梳理了清代承德地区的碑刻遗存，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具学术深度与现实关怀，是碑刻文献整理与民族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清代承德碑刻研究》收录了30通清代承德地区代表性碑刻，时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历时性逻辑清晰。碑刻分布涵盖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及热河文庙、穹览寺等多个区域，共时性线路显著。内容安排上采用了“地域划分+年代排序”的双重逻辑，既便于读者按地域检索碑刻，又能清晰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第一章“木兰围场碑刻”聚焦乾隆、嘉庆时期的围猎活动与边疆治理；第二章“避暑山庄碑刻”围绕皇家园林的建造与文化功能展开；第三章“外八庙碑刻”则重点呈现宗教与民族政策；第四章“其他重要碑刻”补充了热河文庙、关帝庙等场所的碑刻遗存。这种内容安排既体现了承德碑刻“分布广泛、功能多样”的特点，又形成了“从政治活动到文化生活，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的完整研究体系。同时，书中穿插的碑刻图片，进一步增强了著作的直观性，让读者得以“眼见为实”地感受碑刻的艺术魅力与历史厚重。

    《清代承德碑刻研究》以服务时代的现实价值为导向，呼应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首先，承德作为清代“重要的政治策源地”，其碑刻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多民族文字的共存，成为清代民族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如外八庙御制碑“满汉蒙藏四体并用”的规制，不仅被详细记录，更被置于清王朝“抚绥蒙古”“柔怀远人”的治国方略中加以解读。“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碑文用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清政府对边疆民族的包容政策，成为“民族团结的活教材”。其次，该书将碑刻文字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打破了传统碑刻研究“就文字论文字”的局限，让冰冷的石刻转化为生动的民族交往史。如“普宁寺碑”“普陀宗乘之庙碑”等历史记事碑，记录了清帝兴建外八庙的目的与过程，反映出清政府通过宗教文化交流巩固边疆稳定的策略；“绿毯八韵碑”“古栎歌碑”等则以写景抒怀的方式，展现了清代帝王对承德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认同，暗含“家国一体”的文化心理。这些分析不仅还原了清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更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正如书中所言，这些碑刻“闪烁着和合文化的流光溢彩，彰显了康乾诸帝润物于无声、寓征服于怀柔的安边治国方略”。

    《清代承德碑刻研究》以多维阐释的研究范式为突破，创新碑刻解读路径。该书创新性地采用了“碑文原文+词句解析+碑文大意+碑刻背景和意义”的四维阐释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前期实地考察了每一处碑刻的现存状况，保证了文献的原始性，原文统一使用简体字录入，为普通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通过词句解析与背景阐释，挖掘出碑刻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弥补了传统碑刻整理“重录文、轻解读”的不足。如对“文津阁碑”的解读，既点明其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的功能属性，又深入分析其“仿天一阁而建，融米芾宝晋斋意境”的建筑文化内涵，为研究清代园林艺术与文化传承提供了鲜活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承德时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清代承德碑刻研究》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该书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它以碑刻为钥，打开了理解清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门；以文化为桥，连接了历史记忆与当代认同。对于清史研究者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文献参考；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是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读物。让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的碑刻，跨越时空的界限，持续成为后人欣赏与研究的宝贵对象”，正是研究团队的愿景。

    总体而言，《清代承德碑刻研究》以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创新的研究方法、鲜明的时代导向，为边疆碑刻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树立了典范，当然，作为一部兼具创新性与时代性的研究著作，《清代承德碑刻研究》还可以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对碑刻的“当代传承”部分，仅在结语中提及“保护与传承”，若能增加具体的保护案例或数字化传承方案，无疑将更贴合“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需求。

    （作者为赤峰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