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士变”，《士变》何为

    ■倪雪君

    罗志田先生新近出版的《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再次将“士”放在了时代变革的舞台中央。罗先生最早用“士变”作为文章主题，似出自2007年在台北《新史学》发表的《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其中有这样一个注释：

    胡愈之曾以他的老师薛朗轩和蔡元培的经历说明革命不一定和生活的失意相关：二人都不到20岁就进学成为秀才，但薛朗轩此后虽成为家乡有名的经师，却未能在科举中“进步”，以“穷秀才”终其身；而蔡元培则几年间就由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从世俗眼光来看，堪称平步青云。两人不仅生活境遇非常不同，政治态度也恰相反。从穷困潦倒则革命的流行观念看，一般会以为“薛老师一定主张革命和民主，而蔡先生则变为保守派甚至顽固派。但是事实刚刚相反”，蔡元培在戊戌年就主张维新变法，后更参加排满革命；“而薛老师则从那时起，就成为保皇党，主张尊王攘夷，反对民国。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他这个主张依然不变”。

    这个藏在注释里的故事只有短短300字，就勾勒出了两种大相径庭的人生境遇。蔡元培的一生经历已经被各种论著反复描摹，勾连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种种大波澜之上，始终是后人关注的焦点；薛朗轩则尽职尽责地在乡土履行“民办教师”的任务，一度揭不开锅也无人问津。如果不是偶然收了胡愈之这个学生，估计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但是薛朗轩和蔡元培两人早年相识，性情相通，脾气相投，几为异姓兄弟，可以说人生起点极为相似。蔡元培回忆：“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不仅如此，两人还娶了王氏姐妹，成了连襟，某种意义上真成了半个兄弟。但是，两个起点相近的人，在旧制度内的得志者反而成了旧制度的叛逆者，在旧制度内的失意者反而成了旧制度的维护者，特别能体现读书人命运的吊诡，也反映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还有另一重完全不同的维度。

    罗志田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中，都还需要更深入地认识革命本身的意谓及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尤其那样多的读书人（包括不少上层知识菁英）如此向往革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现象。考虑到革命对于中国近代的重要性，这个特别的现象实际反映了近代的根本特征。

    或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逻辑可能并不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一代又一代精英在酝酿、谋划、呼吁、唤醒、组织、发动、推进革命，不断革命。

    从革命入手理解中国近代最为直接，但并不容易，因为很可能被一场场革命带着走，有意无意地站在胜利者的话语上，不断倒放电影，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不断进步至少是不断进化的历史。如罗志田先生所言：对史学研究来说，如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也许会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

    但是，如果不跟着走，只是原地旁观，又会变成某种置身事外无关痛痒的史论。胡愈之说，薛朗轩的座右铭即是“守旧守弊，维新维利，中立不倚，奄奄无气”。“奄奄无气”恐怕还是乐观的，薛朗轩晚年直接被人视为疯子，一如章疯子太炎先生。对当事人而言，这是一种福柯式的吊诡——你不在革命洪流中，就会被革命的人视为异类。对研究者而言，这也是一种布尔迪厄式的困境——你不使用他们的语言，就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场域。所以，罗志田先生对于“士变”的考察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客观”，而是一以贯之地采取局内旁观的办法，搭建一个舞台空间请当事人自己说话。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也秉持两种基本取向，一是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

    只是与罗先生的其他著作不同，《士变》的舞台要更大一些，从宋代一直延伸到了民国。晚清时间节点上的“士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宋代以来历史演变的产物，罗志田先生在书中对“士治”的流变进行了择要梳理，尤其关注它在近代中国对照下呈现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一面。“士治”的施治范围极其广大，治理时间极其悠长，但在19世纪的世界又显得极为另类、极其特殊。如果没有经历前者，似乎可以轻易做到抛弃传统，如果不是认识到后者，似乎也不难做到维护传统。但恰恰两者兼具，且各自言之成理。其结果就演变成鲁迅笔下的多重世界。

    鲁迅观察到，当时“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其中表现包括，“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鲁迅先生本人曾斩钉截铁地断言：“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且不说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连根拔”，史家的天然职责就是寻根溯源，须知历史是连续的，我们将古人连根拔了，等我们将来作了古，未必将来也不会被新人连根拔了。所以我们在《士变》中读到的，是一大群新旧中西之间踯躅彷徨的读书人和他们的种种矛盾思考，包括藏在注释里的薛朗轩和蔡元培。

    像鲁迅所说的，各种事物本就是摩肩挨背的存在，但此时已经是一群寂静无声的逝去者。历史学家作为“彷徨的人种”，不得不选择性地打捞，将这个世界从文本中复原出来，先写成论文再组为著作，将已经熨平的历史褶皱重新展布成层峦叠嶂的山脉。罗志田先生说，《士变》各文写作之初虽各有立意，但也互相关联，故汇合而成的《士变》实带有通论性质，“与已出的《权势转移》互为表里，而意稍深邃”。理解“近代中国”的主脉，不妨从本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