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文教学到小说《东游记》

    ■程翔

    作为一名从事语文教学40多年的教师，我在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前世今生的过程中了解到利玛窦的《西字奇迹》，于是以极大的兴趣进入到对传教士文献资料的阅读之中，先后阅读了200多种有关传教士的图书，打开了一片以前未曾涉猎的天地。无意之中，我的内心萌生一个想法：如果将传教士来华的经历以及传教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今世界，中西文化互为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世界开始认识东方古老的中国，接触到中华经典，《四书五经》《道德经》等在西方文化界受到欢迎，并产生巨大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及中西文明交流和碰撞属于重大历史题材，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研究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既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张国刚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序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有取之不尽的素材，似乎非长篇巨制不可。正因为这样，小说创作的难度极大。

    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本身文化性极强，甚至还有突出的学术性。传统观点认为，小说创作运用形象思维，以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性为核心任务，以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所以作者应尽量避开文化展示与学术味道。但是，要表现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是无法绕开文化展示的，也无法躲避学术味道。我在写作过程中时常担心因为处理不好二者关系会使人物形象受到影响，甚至损害小说的艺术效果。但是这个题材要求我非写它们不可，而且我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如果回避文化和学术的内容，这部小说就没有了灵魂。

    书中主要人物都生活在文化与学术之中，他们的性格、情感都紧紧围绕文化与学术而彰显，因此而生，因此而亡。于是我领悟出一个道理：如果说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其特殊性就在于必须通过文化和学术来塑造人物形象，因为这些人物的血肉都由文化和学术铸就而成，他们简直就是文化和学术的符号；他们的举手投足、嬉笑怒骂无不带有文化和学术的色彩，而且这种文化与学术又有别于人们平常所说的通俗文化和一般学术，也超越了宗教的范畴。它所涉及的文化和学术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而且经常在中、西文化的交界处纠缠着，交织着，越是难解难分的地方，就越值得思索和探究。正因为这样，我估计这部小说面对的可能是极小一部分读者。然而我又坚信，这个题材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不可分离。

    小说写了90多个人物，除个别人物用了本名外，绝大多数人物用了化名，因为《东游记》毕竟不是历史著作。这些人物大都有原型。核心人物沙利卫的原型是沙勿略和利玛窦（还应包括罗明坚），“沙利卫”这个名字由沙勿略、利玛窦和卫礼贤三位传教士汉语名字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卫礼贤处于晚清时代，为何也放进来呢？ 因为我把卫礼贤登泰山的经历移植到了沙利卫身上（在统编本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中选录了黑塞的《读书：目的与前提》一文，提到卫礼贤）。更重要的是，沙利卫这个名字提醒我，还要写下去，一直写到清末。

    “东游记”作为篇名在中国曾经出现过，明代吴元泰就有神话小说《东游记》。但我还是用了这个名字，并从东汉《肥致碑》中选了三个隶书字样做书名字体，请我的学生董心语进行了技术制作，其中“记”字由两个偏旁合成。我很喜欢带三点水的“游”字，它和“逰”不是繁简关系。三点水的“游”符合沙利卫“行数万里”“浮游八极”3历惊涛骇浪的艰险人生。封面画出自我岳父曹绪昌先生之手，他早年在南海舰队工作，擅长绘画。该画内容表现的是中国南海的山水风景，而沙勿略历经艰险在中国登陆的地点上川岛就在广东。沙勿略死在那个小岛上，利玛窦继承了他的事业。

    《东游记》是我创作计划中的第一部。接下来我打算以“中西礼仪之争”为线索写第二部，然后再将清末那段历史作为第三部。中国受西方影响深刻，从利玛窦算起的话到现在有400多年的时间，把这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命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