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韩滉与中唐江淮局势

    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的名画《五牛图》，被赵孟頫誉为“神气磊落，稀世名笔”。它的作者韩滉，既是知名画家，也是唐德宗年间的功臣与权臣。他在政坛的高光，与江淮地区密不可分。

    唐代前期，朝廷财政仍倚重关中地区。但安史之乱过后，战争所及的中国北方社会凋敝，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朝廷、藩镇、土豪——唐后期江淮地域政治与社会秩序》一书里，作者蔡帆指出，狭义的江淮是地理概念上的淮南江北地区，广义的江淮则是唐廷主要赋税区，包括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曾评论道：“安、史作逆以后，河北乱，淄青乱，朔方乱，汴宋乱，山南乱，泾原乱，淮西乱，河东乱，泽潞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借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东南之民，自六代以来，习尚柔和，而人能劝于耕织，勤俭足以自给而给公，故不轻萌猖狂之志。”

    韩滉“纾天子之忧”的功绩，大多来自主政江淮时代。作为名相韩休之子，韩滉以恩荫入仕，但一直命途坎坷。唐代宗年间，他出任户部侍郎，掌管国家赋税收入，《旧唐书》称其“储积谷帛。帑藏稍实”。韩滉既是能臣也是酷吏。对于作奸犯科的属下，他向来毫不手软，因此得罪许多人，甚至包括权宦鱼朝恩，故而《旧唐书》又说他“苛克颇甚，覆治案牍，勾剥深文，人多咨怨”。由于对下严苛又不恤百姓，加之卷入党争，韩滉遭遇低谷，离开政治中心，出任晋州、苏州刺史，又陆续出任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和镇军节度使。在江淮地区，他大展拳脚，在发展经济和训练军队方面取得不俗成就。

    在发展经济方面，韩滉并未急于理财或聚敛，而是着力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他一方面打击地方豪族、镇压起义势力，另一方面用严苛举措约束民众。譬如，为了让百姓安心务农，他铁腕打压屠牛者，将其处死后暴尸数日，并解释道：“草贼非屠牛酾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此外，他还“安辑百姓，均其租税”，让对唐代意义深远的两税法在江淮良好运转。

    正如蔡帆在《朝廷、藩镇、土豪》一书里所言，两税法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方式，各州确定两税预算收入总额之后，根据地方官员俸禄和供军费用留下一定份额，将其余收入上供。相比于北方藩镇，江淮兵员更少、户数却更多，向朝廷上供的份额自然更有保障。

    在训练军队方面，韩滉打造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镇海军，为平定地方叛乱、拱卫唐廷和维护漕运立下大功。

    安史之乱时代，不少有识之士就担忧江淮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在《与崔中书圆书》一文里，萧颖士曾说：“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叛军并未深入江淮，但随后几年民乱丛生，肃、代、德三朝多达十余起。

    德宗建中二年，韩滉出任镇海军节度使，他着手整编各地军队，并招募了一批出身农民的子弟军，“强者习弓弩，弱者习排枪”。几年之间，幽州、成德、魏博、淮西等手握兵权的藩镇相继叛乱，奉诏平叛的泾原兵发动哗变，致使唐德宗被迫出逃，史称“泾师之变”。

    天子蒙尘之际，韩滉并未显露不臣之心，他迅速紧闭城池，切断驻地与叛军的联系，还参与了征讨李希烈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也又一次展示了手腕，大肆拆毁佛寺与古墓，用以修筑防御工事。固守辖区之外，韩滉没少为德宗排忧解难，时人赵元一的《奉天录》记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凭借镇海军的威慑力，韩滉维持了漕运畅通，让江淮成为德宗可以倚仗的大后方，为日后积累了政治资本。

    随着关中动乱平息，当年遭贬出朝的韩滉重归政治中心。在他治下井井有条的江淮已是唐廷不可或缺的财富源泉，这也令他有了过问朝政的底气。史载，“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他仍遥领镇海军节度使，同时兼管度支与盐铁。

    随后一件事，揭示了韩滉的权势，也让后人对他的权臣作派多有诟病。关中疲敝，户部侍郎元琇建议从江淮运钱应急。唐德宗应允，但韩滉坚决反对，认为运钱耗费太大，对国家不利。几番交锋过后，德宗唯恐得罪韩滉会令漕运中断，只得忍痛罢免了元琇。成功争权的韩滉则及时安排了江淮漕米运输，缓解了关中粮食危机。

    此事并未造成太大后果，但权臣好恶几乎凌驾于皇权之上，难怪《旧唐书》评价他“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但这背后，是江淮对关中的经济和财富优势。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