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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道义文章揖胜流

    汤伏祥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0月14日   15 版)

        “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你能想象,一个九十多岁的老者,在除夕万家鞭炮声中,独自坐在寂静的大学图书馆里,徜徉时光吗。仿佛一切都与世隔绝了。坐拥书海,痴痴以求。那是怎样一番美妙呢?也许不是谁都能领悟其中的,但对刘世南先生来说,那就是一种享受。近读他的《在学术殿堂外》《师友偶记》(均为九州出版社出版),受益匪浅,正印证了王阳明那句话“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

        刘世南先生诞于1923年,父为前清秀才,其自幼亲承庭训,精熟经史,代表著作有《春秋穀梁传直解》《清诗三百首详注》《清诗流派史》《大螺居诗文存》《师友偶记》等。刘先生儿时受到父亲的启蒙,苦读了十二年的古书,且不曾中断,《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书经》《纲鉴总论》等均能完整背诵,在背诵中体悟、发问、思考。刘先生回忆自己这段往事时说,并非自诩早慧,只是说明治学没有一定的背诵基础是不行的。

        “在学术殿堂外”是刘先生谦逊的提法,他的经历、学问、治学都是在学术殿堂中。《学术殿堂外》主体部分是七篇长文,《勿以学术徇利禄》《治学重在打基础》《刊谬难穷时有作》《平生风义兼师友》《我自当仁不让师》《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才》《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等,阅读这些长文,仿佛见到了一个痴痴学问孜孜不倦的长者形象。

        从刘先生治学经历来看,“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是带着思考、批判的眼光来治学的。在《刊谬难穷时有作》一文中,刘先生说自己的科研方向一是撰写学术论文及专著,二是写作匡谬正俗的文章。刘先生在文中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与吕叔湘交流课本选文《席方平》的谬误,写到了与学界名流吴世昌、周振甫、葛兆光、黄维樑等人的商榷。指证谬误也许不是刘先生的本意,但治学“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刘先生对治学根柢十分关切,对当前治学轻浮、学问不扎实、古籍随意标注等深感忧虑,他希望治学能注重基础培养,能重新积淀返本。

        刘先生的纠谬文章做得十分有说服力,这大抵是源于他的深邃思考与批判意识,以及他扎实的学问功底。在《我自当仁不让师》一文中,刘先生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有不同的见解,由于时代所限,郭沫若从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等对李杜进行比较,并认为李白优于杜甫。刘先生认为扬李抑杜不可取。刘先生列举其中的《杜甫的阶级意识》一章,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及其他”“关于《三吏》和《三别》”“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关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为题,层层拨开,在陈述中阐发,在论说中点题,让读者走近杜甫的诗歌世界、心灵世界。

        关于宋诗的评价,也是刘先生在特殊的年代敢于挑战权威、独立思考的体现。刘先生通过诗歌的艺术规律、形象思维等,论述了宋诗的时代特性、才情特色、艺术创造等,在说理阐发、列举概括中,宋诗作为唐诗的发展论说也就水到渠成了。《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是1982年发表在《江西师院学报》上的,在当时的语境下,在思想解放、学术自由还不完全成为气候的情况下,需要他深邃且厚重的治学的勇气。

        扎实的学问功底给了他批评和思考的底气。但并不盛气凌人,在学问和大家面前,刘先生勤确谦抑。比如他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20世纪50年代,刘先生看钱先生的《谈艺录》如获至宝,成为他写《清诗流派史》的启蒙读物。到1977年,刘先生给钱先生去信一封,并附《谈古文标点、注释和翻译》一文,从此他们书信往来不断。当时刘先生在中学任教,心情常有抑郁,钱锺书就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了刘世南。仅凭一封书信,就主动为他人说项,这足以说明钱锺书先生对刘世南学问的赏识。“士为知己者死”“我以国士报之”,当别人议论《管锥篇》不过是资料汇编时,他层层驳斥,娓娓道来,最后指出一个学者毕生所为就是对民族和人类文化终极关怀,钱先生不仅如此,而且又关怀现实,当然值得景仰和珍重。当然,就算平生仰慕钱先生,但刘世南却不盲从,也曾去信对“巢陈望敌”(《左传·成公十六年》)提出质疑。

        《在学术殿堂外》《师友偶记》虽是刘先生治学散记,但透过其中大抵勾勒其一生治学平生思考。作为后学,我当敬之、仰之。《在学术殿堂外》侧重治学的基础叩问,这自然是极中肯綮的,也看似是老论调,但要真正做到扎实、严谨、独立思考又谈何容易呢?《师友偶记》侧重建设,通过师友书信往来阐发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关切,字里行间不无呼吁知识分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强调浓厚的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刘先生虽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但对家国情怀极为关注,他在给学者董健的信中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对人类现实的终极关怀。我研究古典文学,从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剖析古代士大夫的心灵史,看他们怎样辗转在精神的枷锁中,逐渐把改革现实的希望由上瞻变为平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他的家国情怀在古典文学研究之外的延续,他要做“年轻的思想者”(刘先生评价周有光语)。他在《当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士的优秀传统的?》一文中,从中国士大夫阶层说起,讲到宋之太学、明之东林,又论述到权贵资本主义等,反思真切、批判犀利,但又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是批判中有建设,提倡活出尊严。一个经历了七十多年社会生态不断变化的老者,能时刻把握时代的变迁乃始于他怀揣赤诚的家国情怀。

        严谨治学、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家国情怀,四重层阶是凡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走进刘先生的世界领悟一二,我当敬之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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