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低估的书写与最凄凉的八卦

    萧红以散文的方式创作了小说《呼兰河传》，而王小妮以“诗小说”的方式创作了萧红传记《萧红：人鸟低飞》。两个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女作家，都在以某种突破范式的尝试，证明一个至理——文学是自由的。

    所谓“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的传奇是双重的。被混乱纠葛的绯闻故事所隐藏的，是短短时间内，从萧军初次探访时偶然瞥见的“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这样浅稚的诗句，到仅仅一年后写出《跋涉》里的篇章，再一年，写出《生死场》《商市街》，这惊人的天分才是真正的传奇。萧军不意间搭救的，不是一个浅白天真的文艺女青年，而是整个民国期间最富才华的作家之一。她不像林徽因出身书香门第，也不似张爱玲乃贵族后裔，她只是荒凉北地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只是一个东北大妞，眉眼间并无精致，23岁时叼着萧军的烟斗与之合影的那股青春调皮，很快就被早生的白发、浮肿的皮肤与孱弱的病躯所抹除。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王小妮非萧红不写呢？除了她们都是东北人，天然知晓那片广袤冻土之上所有的强悍与卑微，或者，还因为萧红将自己被毁与自毁的人生，以惊人的短暂与耀目在文学里重建。而究竟她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何处？于我而言，最可贵就是一个“真”字，这是最简单的字，也是最难的字，它意味着不被流行的潮流所裹挟，忠实于自己，忠实于文学。曾经看到一段极小的轶事，某次萧红对人说：“我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啊。”对方不由带着哂笑道：“哦？那一定是才女林黛玉了！”“不，”她答：“我是那个学诗的香菱。”

    正是这句话让我对除作品之外的她本人刮目相看。自《红楼梦》以降，多少大大小小的才女明里暗里将自己比附于林黛玉，高贵、典雅、才华横溢，只有萧红将自己比作那个低贱的、努力学着向诗歌求得一丝精神慰藉的丫鬟。她可能是自怜的，却不是自恋的；她可能是依附的，却绝不会是谄媚的。这决定了她的人生，也决定了她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语言上，是一个经历白话文运动的过渡时期，太多作家的文字就像是正开始学说话，涩滞、夸张、过于直白或过于雕琢是常态，语言的美学尚在摸索之中，更遑论还承受着时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干扰，萧红凭借着自己的天分，达到了童稚、自然、举重若轻的文字灵性。鲁迅去世之后，那么多纪念他的文章，都像是在写一尊雕像，唯有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让我看见了一个活人。至今记得在《家族以外的人》中，她描写有二伯生气发火的段落：“有二伯隔着桌子很远，就把碟子摔了上去，桌面过于光滑，小碟在上面呱呱的跑着”，我当时看了就笑起来，这样的镜头感，这样俏皮的文字趣味，在我们印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里是稀缺的。这或许是为什么她身边的左翼作家群会不屑于如《呼兰河传》这般的作品，说它们“不像小说”，而萧红毫不服输地回应：“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样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者契诃夫。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这才是萧红予我们真正的遗产，这也是文学的遗产，文学是凭借这个来传承的，凭借穿透的能力和自由的表达。正因如此，《萧红：人鸟低飞》在试图重建萧红的人生时，彻底甩脱了以史料为经纬的传记传统，而以诗化的语言、反复变换的视角、小说的推进方式，重启萧红最细微的每一次精神悸动。如果说以葛浩文《萧红评传》为代表的诸多传记展现了史料方面的信史，那么《萧红：人鸟低飞》呈现的是萧红的心灵史。这是沉浸式的，而非旁观，是代入式的，而非审视。读者仿佛化为彼时彼地的隐身人，贴身看着萧红过完惨伤的一生。

    若说八卦，萧红的人生是民国最凄凉的八卦，人们念念于她的情史、诟病她的弃子、指责她过于软弱，却忽略了她独立的文学主张、日渐觉醒的个性以及女性意识是如何在危机四伏的乱世和父权世界里一意孤行的。她的一生在今天已经经由电影和网络几乎像一间敞开的屋子般坦白在世人面前，若说八卦，我却非常想知道在她死后，当有人告知她那被政府封为“开明绅士”的父亲关于他著名的女儿的死讯时，那位父亲“面无表情”的背后究竟会隐藏怎样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多年以后当萧军回忆萧红，说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是最爱我的”时，会不会想到他对她的殴打，她曾承担所有琐碎的家务、还要帮他誊稿、以及写自己的文章。

    夏志清在写完那本颠覆国人三观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好几年，才看到萧红的文章，深深懊悔没有早发现她，没有把她写进自己这本书中。时间一帧一帧的走着，一路淘洗掉多少曾经貌似叱咤风云的人，在萧红身上，我们已经能够看见，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文学永远不会是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