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家莅晋讲学记

    五作家者，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林斤澜、刘心武。莅晋事，在1983年春夏间。莅晋地，临汾地区。记，追忆也。

    鞋子小了，脚就显得特别大。说这话，是想起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遭际。1980年夏秋间，还是个中学教师，阴差阳错，竟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在班上，是个不起眼的学员，可一回到山西，再回到临汾，再回到教书的学校，一步一步就成了个人物。于是便有了接待北京莅晋五作家的荣耀。

    再要申明的是，我不是参与接待，而是名副其实的接待组成员，且是首席。

    给我这个荣誉的，是其时临汾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先生。

    这个郑先生，在山西文艺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马烽、西戎这样文艺界的大佬，也要让他三分，不，应当说是敬他三分。我原以为郑先生比马西二位小，刚才网上查了一下，方知郑比马西还要年长三岁。马西同岁，均为1923年，郑是1920年。再就是，他们都有参加过抗日队伍的经历。若论家境，郑比马西二位还有好些。这从他们的做派上也能看出来。马西身上，多些老干部的气质，而郑先生身上，多些世家子的风度。那个落拓不羁的劲儿，若在京城见了，要么会当做天桥说书的，要么会当做大宅门里的遗老。圆口布鞋，什么时候见了，都是趿拉着，仅此一点，便可推想其余。这样的人，别说马西敬着，我是一见面，就视做高人。

    敬着谁，说不定就会麻烦谁。这个民间的逻辑，在马西与郑先生之间，同样适用。改革开放之前，文联、作协这类机构还没有恢复，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山西则是，从省上到地区，一律称文艺工作室。这个文艺工作室，省上大概在1973年就成立了。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我1973年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在北影招待所认识马烽和孙谦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机构了。说是文艺工作室，实际就是过去的省文联。既是省文联，便会有省文联的事要做。1976年，遇上个颇为棘手的事，这便是从维熙的安置问题。

    从维熙因“右派”获罪，用如今的常识推断，定然是，右派一平反，他就没事了，原来在哪儿打成的，回到哪儿安排就是了。不是这么简单，简略了说吧。他早先是判了刑的，1976年初，刑满释放，北京回不去，太原来不了，只能是就地安置。

    据说他找了马烽，马烽跟西戎一商量，这种事，说了能办的，也就个郑怀礼。以老郑的脾气，我都能想出他们当年是怎么对答的。马烽或西戎说了，老郑问上一句，杀了人吗?没有。放了火吗？没有。求，来吧！于是办了。至于从维熙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行，老郑根本不管，知道他受过难，有马烽西戎一句话就行了。

    从维熙安置之初，我去地区文艺工作室办事，顺便看望过。住处在后排尽头，紧靠城墙的一间小房子，屋里就几个纸箱子，想来是从劳改地带回来的。当时他已开始写作，发了篇什么，挺兴奋的。还问我，又写下一篇，能不能推荐给《山西日报》。

    再后来的事就不必说了，“右派”改正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了，顺顺当当回到北京。到1983年的时候，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再说郑怀礼。1972年已是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副局长，1975年成立地区文艺工作室，过来当了主任。省文联是1980年恢复的，地区文联不是恢复，而是组建，要迟些。临汾地区文联的组建，在1982年，开了大会，老郑当选为主席。这时已62岁，内定两年后离休。

    一个在文艺界混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要解甲归田了，再豁达的人，其心态也跟凡夫俗子差不了多少，要的是风光一下。不知哪位高人给出了个点子，就是开个大型的文学创作会，请名家来讲学。请谁呢，头一个便想到了从维熙。老从呢，知恩图报，正当其时，自然是一说就准。不能老从一个人来，得再拉上几个。这事是怎么定下的，我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我已遵郑主席之命，赶到洪洞县政府招待所，位列接待组成员之首了。

    这样的会，为什么不选在临汾呢，不是说在临汾老主席调动不开，是临汾的剧场影院都太小，也就大几百个座位。洪洞就不然了，过去县上的大礼堂全是为“三干会”预备的，洪洞是山西人口最多的县，大礼堂光座位就上千。可以说，这个创作会，要开多大，就能开多大。事实上也真够大的，说是临汾地区的创作会，实际上邀请了别的地市的代表，十个八个不等，能来尽管来，食宿全包。

    郑怀礼这个人，做事也真怪，按说地区文联有副主席，也有各部门负责人，可他偏是怪招迭出，将这些人，全都安排成后勤保障人员，而将韩石山、贺小虎（北京知青）等五个青年作家，安排为接待组，并下令，除了这五个人，文联其他人员，谁也不得接近北京来的五个大作家。

    创作会的主要内容，是听五作家的讲学，一人一个上午或是下午。会期三天，头天上午先是开幕式，很短，接下来是从维熙讲。其他四人，依此办理，最后一天下午，安排五作家去看了壶口瀑布。

    讲课的场面有多大呢，现在说了，可能有人不会相信。但你一定要弄清，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且是之初，文学正是烈焰腾空的时候。讲课在大礼堂进行，座位坐满不说，过道全是人，贴墙全是人。两边窗台上，趴满了人。窗户高，有的干脆手攀窗框，站在窗台上。听招待所的人说，弄坏了他们好几个窗户。有人说超过两千，以我看，只多不少。那几天，洪洞城里，天天跟过年似的。

    讲课之外，再记得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请五作家题词。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四位写什么，全忘了。记得的是，刘心武的执笔法，类似苏东坡，三指执笔，如同常人拿筷子一样。再就是，林斤澜写的字。先用行书写下两句诗：“树上黄叶随风去，明日来寻都是诗。”不满意，又用隶体写了一张，好多了。

    那两年，我爱写评论文章，会后不久，见到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觉得好，写了篇评论，便用下句“明日来寻都是诗”做了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