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何锐先生去南阳

    1997年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何锐先生的信，告知某日到郑州，望能见到我与耿占春。何锐先生时任《山花》杂志主编，因为倡导先锋文学，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年轻人。到了那天，我与耿占春到机场迎接何锐先生大驾。我们虽然都没见过他，但却相信能在人群中认出他来，所以也没带上什么接人的牌子。后来还是他先认出我们的。他拎着一只掉了皮的黑包，朝我们晃过来，周身无一丝赘肉，近乎嶙峋，笑起来有点像哭。他说：“我是何锐。”这个事实说明，编辑家在识人方面可能有着更敏锐的直觉。何锐先生接下来就说：“我要去南阳，一起去。”

    文学界的人去南阳，通常要见的是乔典运或者二月河。这两位也是神人，我与他们虽然没有很多接触，但对他们印象很深。乔典运先生是南阳西峡人，林斤澜先生有句话，说西峡人杰地灵，人是乔典运，地是恐龙蛋。现在知道乔典运先生的人好像不多，其实乔典运先生是很重要的乡土小说家，在我看来，他的文学史地位应该与高晓声持平。我甚至觉得，他用小说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人类学读本。乔典运有一句口头禅：“我是草木之人”。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当然不是草木之人。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是：“我是癌症专业户。”他一生患过四种癌症。谈起身上的癌症，他的口气有点像谈论自己养的宠物。二月河先生本是山西人，后来转业到了南阳，以“清帝系列”出名。看似平和，内心却是孤傲的。有次在南阳吃饭，有一道汤是银鱼汤，二月河说，只有南阳才有银鱼。还有一次开河南作协理事会，一位获得全国奖的作家讲述自己创作的不易，刚开了头，二月河就打断了他：“罗唆个啥，还是天凉好个秋吧。”外地朋友托我找二月河先生签书，每次我都感到头痛：二月河先生有个规矩，须先给南阳的希望工程捐款，拿到条子才有签名的资格。何锐先生是不是也想见见二月河？我就问他，南阳之行，都要见谁？何锐先生说：“南阳有个写小说的，叫行者，小说很先锋，我要见见他。”

    南阳远在250公里之外，坐中巴要走四五个小时。这期间，何锐先生纵论先锋文学。只要谈到“先锋”二字，他就两眼放光，手舞足蹈，某人的小说已发在《山花》几期，某人的诗歌将发在《山花》几期，某人的评论将和哪篇作品一起发表在明年几期。谁的小说被他退掉了，别急，再观察一年，如果有进步，可以发在后年的某一期。我见过不少敬业的编辑，但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敬业的编辑。后来，因为提到了一个武汉作家，他开始讲述1967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故事。一些熟悉的历史名词被不断提起，纷乱人世亦从窗外的苍茫暮色中浮现。当年，他曾一次次扑向汽车，然后被揪起来扔到一边。他佝偻着身子，在中巴车里比划着扑、揪、扔的动作。耿占春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鼓动他写下来，说那比大多数小说都有意思。但他的兴趣却是先锋文学。我依稀觉得，他是带着当年搞串联的热情，来搞先锋文学的。他拉开了那只掉了皮的黑包，从里面掏出一瓶茅台，说：“狗日的，我们要为中国文学好好喝一杯。”

    到南阳喝酒，可不是闹着玩的。南阳这地方，是长江、黄河、淮河的自然分水岭，南秀北雄集于一身，千年文脉从未断过，茅坑和猪圈上都贴着工整的对联。南阳的酒文化，在汉代画像砖中早有描绘。南阳人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中，最早区分了黄酒、清酒和苦酒。苦酒是什么酒？有人认为，应该接近于现在的果醋；也有人认为，接近于现在的料酒。南阳的酒文化从历史深处走来，一屁股坐在每一桌酒席上面，让每个人都变成了酒葫芦。从入席、到斟酒，再到敬酒，都有一套严密的程序。身临其境，除了入乡随俗，乖乖就范，喝个酩酊大醉，你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南阳人太会劝酒了。每一杯酒，他们都有几套理论。那几套理论平时或有冲突，但在酒气氤氲中竟然辩证统一了。他们会从猿人造酒谈起，谈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后再谈到“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谈到“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谈到“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南阳人的劝酒辞，是历史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你若不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不仅是不逆大道，不仅是听不懂人话，不仅是看不起人，而且简直不算个人。你要是说，这杯酒下去，我可能就醉死过去了，他还会情真意切地安慰你：“没什么没什么，还可以重新投胎做人嘛。”此前，我去过两次南阳，每次都醉得不省人事，苦胆都差点吐出来了。

    我问何锐酒量如何。何锐说：“能喝几两，再多就不行了。”我赶紧提醒何锐，到了南阳，千万不敢这么说。你要说能喝二两，他们就以为你能喝一斤。你要说能喝半斤，那么他们不灌你二斤，会觉得对不起你，以为没让你喝好嘛。何锐拍着黑包，说：“就这一瓶，喝完为止。”耿占春连忙劝何锐，千万不敢这么说，不然非醉不可。何锐问耿占春，应该怎么说才好。耿占春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就是用手捂住胸口，表一声自己在教，教规不许饮酒。耿占春说：“谁也搞不清你信的是什么教，运气好的话，他们就放过你了。”耿占春如此操作，我以前确实见过，效果很好。只是，这事耿占春可以做，别人不可以做，做了也没人信。为什么呢？耿占春神态安祥，轻声细语，还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就像个教主，由不得你不信。

    何锐那天见到行者，只用一句话，就把公事办完了。他对行者说：“写个短篇给我，发在第X期。”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行者前往一个饭店。在饭店门口，看到了已经等在那里几位南阳作家，无论男女都带着一瓶酒。在包间里，他们把酒掏出来，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不酒，而是手榴弹。当何锐先生掏出那瓶茅台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茅台留着，先喝别的，最后再用茅台染嘴，好带着茅台酒香回家。接下来，就进入了南阳酒局的程序，各种理论再次跑上了桌面。忘记说了，南阳有个吓人的规矩，叫“端三杯”。意思是，他和你先碰一杯，然后，他再给你端三杯酒，他笑眯眯地看着你喝下，而他本人却不喝。这三杯喝完，他再和你碰上一杯，总共五杯。同桌七八个人，每个人给你端三杯，几十杯酒就进肚了。每道菜上来，都有说头，比如上来一条鱼，鱼头要朝向贵客，以示尊重。贵客呢，必须喝三杯鱼头酒。同来的客人正感到侥幸，规矩又来了，说头三尾四，腹五背六。意思是，尾巴朝向谁，谁喝四杯。鱼腹和鱼背朝向谁，各喝五杯六杯。菜还没上齐，酒量不大的人，此时肚子里定然已经翻江倒海了，已经误把南阳当襄阳了，不知孔明就是诸葛亮了。何锐先生看到这个阵势，竟然稳如泰山。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把杯子一放，不喝了。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像没有听见一样，脸上毫无表情，果真就像一块嶙峋的山石，沉默中带着坚毅。他从包里掏出了一打稿子，又撩起衣襟，擦擦溅到镜片上的酒珠，开始当场办公。他还拿起钢笔，在稿子上改来改去，旁若无人。改完一篇，再举到眼前，认真地校对一遍，随后又拿出第二篇稿子。他如此敬业，如此认真，酒葫芦们也就不好意思再打扰了。

    那天我是怎么回到宾馆的，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记得，第二天早上，当我从宿醉中醒来，看到何锐先生正搂着电话在约稿。他每打通一个电话，只说一句话就挂掉了：“我是何锐，你的小说给我，我发第X期。”他面前的那叠稿子，已经编完。房间里酒气冲天，何锐先生说：“你昨天吐得一塌糊涂。”那瓶茅台还在他的包里。他催我起床，要我们陪他回到郑州。然后呢？他是要去北京，还是上海，还是南京？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