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像

    一次，任继愈先生在谈当国家图书馆馆长经历时，说记得最清楚的是，新馆都是玻璃门，一个员工没看清一头撞上去……他知道后，马上要求在门上贴标记，以免再发生类似事情。这是友人顾犇在所著《书人乐缘》一书里记述的一件事。他说：“其实，任馆长做的事情很多，大家都数不清楚，但是他还是关注特别细小的事情。”

    记起1997年一个夏日，和同事徐怀谦去任继愈先生办公室。那天，他讲的内容很有意思，讲国学，过去厚今薄古，像开闸放水，先喧闹，过一段会平静；讲文史哲最能代表国家水平，像种庄稼，它是好苗，却不如野草长得快和旺；他讲出书不难，但出书要对社会管点用处，奉命的书短命，三五年风向一变就完了，像流行歌曲一阵风；他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宗教……

    他讲的都是很大的事，却让我这个知识浅显的人听来，通俗易懂。2008年4月，“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我见任继愈先生最后一面，那年他92岁，一年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