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津梁

    《易》（也称为《易经》《周易》。前者是西汉时期加上“经”字而成，后者是东汉时期加上“周”字而然。今天通称《周易》），是我国的重要典籍，在儒家和道家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书名“易”的意思，也有不少说法。如有认为用负责卜筮之官的名字称其书的，也有解释为蜥蜴的，还有解释为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合一的。郭沫若据卜辞“易日”，认为易乃“晹”字之假借，从而训为变易之义。

    《周易》的文本，可以分为传世和出土两类。出土方面，宋代以来，汉代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碑陆续出现；1900年，发现了敦煌唐写本《周易》；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77年，发现了阜阳汉简《周易》；1993年，湖北江陵出土了秦简《归藏》；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了楚竹书《周易》——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周易》文本。

    大量的出土文献，为人们了解《周易》的早期面貌提供了便利。其中，阜阳汉简和马王堆帛书和今本的异文较少，而上博简存在大量异文，吸引着学者的关注。当然，从现有材料来看，《周易》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面貌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在海外，《周易》也有一定影响。19世纪，理雅阁（JamesLegge）便将九经译介到西方。英文《周易》读者最多的译本，是从卫礼贤（RichardWilhelm）1924年德译本（荣格导言）转译而成。

    历代注释《周易》的书籍有千余种，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类。

    所谓“象数”，象，谓灼龟壳成裂纹所显示之象；数，谓用蓍草分揲所得之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杜预注：“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汉代易学重象数，如孟喜、京房以卦气阴阳灾变讲《易》，宋代刘牧有《易数钩隐图》，邵雍以图书数理解《易》，均是。

    义理则如孔子、荀子。到了后代，魏王弼注《易》，晋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不取象数，将《易》和《老子》结合，以玄言解《易》。宋人程颐的《程氏易传》，亦属义理。和象数类不同的是，义理类解读的目的是“找行为修养的教训”。

    由于各种原因，《周易》具有一定难度和特别的神秘感，加之历代注疏汗牛充栋，让普通人不容易接近。有鉴于此，现代著名易学专家李镜池先生（1902-1975）撰写、李铭建先生整理的《周易简要》，就为读者构筑了一座简便易行的桥梁。

    李镜池先生早年师从陈垣、顾颉刚和许地山等先生，是20世纪研究《周易》著作最丰富、体系最全面、最具开创性的学者之一。其作品已经结集为《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于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李镜池先生一方面为保存个人学术成果计，于1968年起即对作品进行缩写、简编。同时，他也对《周易》的普及尤为关心，力求用“比较简单浅显的《易》注”，告诉普通读者“《易》并非不可解，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解”。他认为，一方面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一方面要搞清楚《周易》的组织体例（体系），尤其是要根据《周易》的文理和用词体例来理解。

    《周易简要》收录了李先生《周易解谜》《周易简义》《周易要论》《周易要例》四种，无不体现上述两点认识。

    《周易》本是古代占筮用书。其作者和写作年代，历代众说纷纭。西汉前，人们认为是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东汉王充、马融、陆绩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修正了前说。唐宋时代，孔颖达、朱熹继承了这个观点。今人屈万里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文本特点、思想以及语言特征以及和先秦其他古书的关系，更倾向于认为卦爻辞、画卦、重卦形成于西周初年，是卜筮之官据旧筮辞撰成。李镜池先生则据《周易》内容、形式以及《左传》所载“周史已有《周易》见陈侯者”（庄公二十二年）认为是西周末年的作品。

    再如，他认为“元”“利”二字，必须和下面的文字相连成句，如“元吉”“元吉亨”“元永贞”；“利永贞”“利建侯”“利涉大川”“利坚贞”“利有攸往”等。章太炎也指出：“读古书须明辞例，此谓位置相同，辞性若一。”像春秋穆姜一字一读来解释“元亨利贞”，属于不据文理解说。

    对于如何理解卦爻辞标题，作者指出，古书篇题命名或为截取篇章首句一二字或者一句为题目，或因当篇内容概括为题，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周易》成书早，情况特殊，其层次较为复杂，应该区别对待。

    在解释方法上，作者还提倡“不明通借，不能读古书”，这是乾嘉朴学兴盛以来学者的一致主张。今天看来，在明通假的具体技术上，李先生的一些认识虽然可以商榷，但这个思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当然，书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表达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毫不影响它对初学者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