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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3月25日 星期三

    让语言重新回到世界的巢穴,以此茁壮汉语的根须,召唤汉语原初之灵性并激发新的活力,这可视为张炜在书里给出的最醒目也是最宝贵的汉语重塑策略。

    茁壮汉语的根须

    顾广梅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3月25日   11 版)

        《我的原野盛宴》,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46.00元

        汉语在悠远而辽阔的时空里生生不息,它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今天,用汉语写作尤其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该为它做些什么?张炜新作《我的原野盛宴》无疑给出部分答案。

        让语言重新回到世界的巢穴,以此茁壮汉语的根须,召唤汉语原初之灵性并激发新的活力,这可视为张炜在《我的原野盛宴》里给出的最醒目也是最宝贵的汉语重塑策略。张炜始终致力于发现和创造汉语之美,不断探寻语言与世界、与文学的本质关系,新近出版的这部非虚构作品更是印证了他灼热的心跳从未离开汉语的根部,那是大地、原野、海洋、树林、野物、人……共生共存的真实而神秘的世界,在无尽无垠的天籁下,万物如初,日月如新。他聆听着世界发出的各式各样高高低低的声音,思考着世界的万千奥秘和纯真本然,但他并不急急地诉说,而是把文字长久地沃在世界的巢穴中,焐得温热甚至发烫了,再捧出来细细摹写童年的“我”和外祖母一老一小被放逐的林中岁月。为什么一段原本如此孤独艰辛的人生遭遇,在张炜笔下却透着满满的暖与爱、光与亮?难道是他故意用温情滤掉苦难?甚或说苦难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留下创痕?或许只有回到语言这一文学的根本问题,才能对张炜用暖笔写孤独、用亮色写苦难做出准确的理解。

        某种意义上看,语言就是张炜的精神的家,是他深以为然的文学本质和文学尊严所在,他在多次演讲和多篇随笔中有过这样的表达。那么,一面是源自语言意义上的审美救赎,一面是他在生命意义上努力完成的精神超越,张炜才会一派天真地写老林子、大海滩,写林中数不清的野物、植物,写开成一片花海的大李子树,写外祖母做的四季美味,写幼小的“我”对小动物们无法遏制的怜悯和同情,写孤独的“我”在林中恣肆奔跑和在人群里的“害羞”……世界在他的文字里徐徐铺展,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伦理,仿若寒冬里一团炉火,闪烁着动人的情义。

        这部作品题为“我的原野盛宴”,以优美而精当的汉语象喻了一位原野之子与有灵万物、与世界之间的一场大爱。爱与暖,应是张炜眼里世界最初的模样,就像作品中的童年张炜——“我”在天地之间所颖悟到的:面对小银狐菲菲、油亮的小猪、大雁老呆宝这些又弱小又孤独的野物朋友,“我”学会了主动无私地施与爱和悲悯;面对丛林中本性迥异、但对人并无恶意的野物们,“我”学会了尊重所有生灵;当“树王”大李子树开成一片花海庇佑万物的时候,当“我”连续几天不顾一切播种各种植物的时候,“我”似乎更加领悟洞悉了生命的神奇;而大海深处不知为何传来的“发海”的巨大声响,让“我”和所有人都震撼于大自然的无穷力量……最令人难忘的恐怕是“我”与小动物们在林中多次突然相遇的场景,“我”和小黄鼬、小银狐脸对脸地对视,相互惊诧,彼此羞涩,虽然每次只寥寥几句速写,但张炜的生花妙笔却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互激起的惊诧之情写得散发出夏夜里薄荷般的清新、美好气息。人与万物交融交互的一次次瞬间、刹那和时刻,在语言的河流里汇集于一起,成为弥足珍贵的生命定格,热切召唤着凝视与聆听、尊重与慈悲。

        当《我的原野盛宴》写毕,张炜的语言还原和语言重塑工作可谓有了一次漂亮的总结。“我”就是在不断地探究语言之谜中成长起来的。“我”反复询问身边的长辈们,为什么会有对万事万物形形色色的命名,它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如“河”“渠”“老宿根”“徐长卿”“刘寄奴”“老山货”等等对自然物、植物、药材和动物的命名,又如“赶牛道”“灯影”“别处”“总部”等对处所的命名,还有如“由由夺”“怪种”“耿直的人”等对人的命名……在幼小的“我”看来,这些命名既新鲜奇特又不易理解,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到大自然中直接寻找答案,像“赶牛道”一词的由来,便是“我”一遍遍地去老林子里观察,终于获得鲜活真实的语言感悟。对语言之谜的探究,何尝不是对世界奥秘的探究。正是出于对语言对世界的双重好奇,“我”主动尝试着自己去命名那些心爱之物。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植物动物的大量词语都是“我”从外祖母那里学来的,她熟稔数不清的林中动植物的命名,既包括书面化的“学名”,也包括民间口语化的“别名”,每每提及皆如数家珍。壮壮的爷爷亦向我输送了许多带着荒野新鲜气息的词汇,他生动地辨析“狗”和“猫”这两个有趣的汉字反映出的两种小生灵在身体形态上的不同妙处。外祖母、老爷爷,还有林中海边的许多长辈们都擅长讲故事,或平淡或传奇或魔幻。听故事构成“我”林中童年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对世界的想象的开始,可视为“我”未来走上文学之路的最早缘起。无疑,外祖母和“我”,老爷爷与壮壮,这样一老一小的形象组合,除了生活真实维度上的书写意义,还带有深刻而独特的生命原型意味。无论是从生命哲学还是从心理学的视野看,老人与儿童,都象喻着最成熟智慧与最单纯稚嫩的生命两极,他们富有强烈对比性、差异性的生命特质交相衬托、辉映,在晨曦里、夕阳下,仿佛天地间矗立起一组浪漫动人的生命雕塑,丰富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和精神空间。(顾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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