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的心

    ■赵毅衡

    刘丹的《后殖民视野下的翁达杰小说研究》，解读的是跨国界写作的作家中成就最高，作品也最深刻的作家之一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这本厚实而细致的分析，在国内尚无出其右者，书中谈到的内容今后将会更重要，学术界会不断地回顾这本著作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2018年，英国布克奖由9000人的投票团，决出1970-2010“五十年布克金奖”，迈克尔·翁达杰1992年的获奖小说《英国病人》荣获此“奖中之奖”。这个奖不容易，跨度很大，此书被誉为“半个世纪最好的一本小说”，在文化史上就此奠定经典地位。

    不过此奖的意义远不仅在于此，翁达杰本人是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诚然，跨国界写作的作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出现：波兰的康拉德，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林语堂、蒋彝、程抱一等。但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大潮：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到印裔特立尼达作家V.S.奈保尔，到南非裔澳大利亚作家库切，再到1981年布克奖得主印裔美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等，还有更多更多。一大串名单宣告了一类特殊的作家，“跨国界作者群”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文学批评界并非对这种局面熟视无睹。也曾经出现不少命名，用的最经常的是“流散作家群”，即不甘心留在摇篮中长大，离开本国文化的舒适怀抱，冒险到异国他乡，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作的一群作家。各种行业移民，无非是追求更多机会，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家移民，纯是自找苦吃，他们的职业本领——语言与文化修养——移地就作废，就像他们袋中叮当的几个旧钢镚。用《英国病人》主人公的话来说： “我们都是‘国际杂种’International Bastards ——出生在一个地方，却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一辈子挣扎着想回去，又挣扎着离开。”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主体性，或其某些部分，置换到他的作品中。小说这个戏剧性的舞台，就成了各种思想斗争的场地。每个作家“主体性出镜”方式很不相同，小说中的思想对立冲突也很不相同。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可能按照堂而皇之的公式写作。原因倒是很简单：艺术的定义就是挑战定义，艺术的规律就是挑战规律，作家的本职工作就是挑战一切“本质”，尤其是被理论家固定的公式。翁达杰本人就这样说：“既然二十世纪的绘画与音乐都经历了种种激进的变革运动，小说又有什么理由仍停留在相较固定的形式？”

    刘丹这本著作最大的优点，是拒绝把作品放在解剖台上细细剖析，让生命流失，而是让翁达杰的作品自己说话。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在每部作品中演出他心灵中的苦恼和斗争。翁达杰对北美的文化生活有自己的吸收角度。翁达杰在197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之前，就已经在加拿大做了十年的超现实主义先锋诗人，写了六本诗集，多次得奖。他给著名加拿大歌手里昂纳德·科恩写的传记，享誉乐坛。1976年他的第一本小说《经过斯劳特》，基于真人真事，著名黑人爵士乐手博尔顿的一生。从题材到风格，完全不像一位亚洲青年知识分子的“本土”眼光。

    对诗歌和音乐的迷恋，是翁达杰写作生涯的必要准备：他的英语诗一般优美，节奏之灵动，语义之闪烁，质地感强劲，没有许多英美作家过于圆熟的甜腻感。如此英文，让英美文人都倾倒佩服，这个功夫非常难得，也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征服文坛。

    十年后，1987年他的第一本有关斯里兰卡的书《世代相传》，实际上是他的复杂家世的片段回忆，他拒绝把自己的“民族之根”看成一个逻辑上清晰的整体。虚构与纪实的交错，并没有把任何问题简单化。这本书实际上给他的“斯里兰卡灵魂”，做了基本的色调铺垫。几十年后，他出版了他的杰作之一《阿尼尔的灵魂》（又名《菩萨凝视的岛屿》），显示了他的不妥协的立场：佛陀的悲悯普善之心，都被追求自身利益的各方忘却。面对这样的惨景，欧洲式的人道主义显得苍白无力。

    在这两本小说中间，1992年，翁达杰的旷世杰作《英国病人》出版。四年后，1996年，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横扫九项奥斯卡奖，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事件。此小说至今已经有近三百种版本，在世界各国都有一批书迷。有的人认为电影比小说生动，有的人认为小说比电影优美，我个人属于后一批。翁达杰本人在“金布克”颁奖时说，“没有电影，恐怕这本小说不会得到此奖”。他是个谦虚的人，也许说的有部分道理，电影帮助了小说畅销，但小说的畅销只是让更多人注视，与得奖没有直接关系。

    刘丹对这本小说写出了精彩而深刻的评论，我在这里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但这本小说有一个谜，我想大胆尝试解一下。小说是战争刚结束暂时留居在意大利一个修女院的四个人对战争的回忆，以及他们对战争伤痕的处理方式。小说的核心主人公是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坠机事故伤员，只是因为他与其他人——加拿大护士汉娜，印度工兵基普，被出卖的英国特工卡拉法乔——都只能用英文交流，因此，大家都只能称他为“英国病人”。他的片段回忆，说出了一个惨情故事，成了小说情节的主干。

    这个人是一名匈牙利贵族，战前沙漠探险考古的组织者，为了救情人而向德军出卖情报。他的惨情故事，几乎是古典风格，放到整个战争背景上实在有点荒唐，与整个战争不相容。但其他人的故事，也是战争的伤痕无法被同盟国的胜利所修复。“英国病人”暗喻了这个英语主导的新世界刚出生就有病：整个战后欧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是在英美霸权上建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读这个看似浪漫的悲剧故事时，不得不想起的“时代病”。

    人物来自四个不同民族，只能用英语交流。这个理由是小说情节安排给的，也许是给作家一个理由：讲出这个故事的小说为什么用英语写成。一个语言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像翁达杰那样的英语艺术家，不得不面对这个与生俱来的语言病，也不得不把这个病生到如此程度，成为“金布克”奖中之王。他自己说：“我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两者的混合。”

    刘丹的书，花了不少篇幅引用了对翁达杰作品的尖锐批评，有的批评语句尖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刘丹没有把翁达杰捧为圣人的任何意图，恰恰相反，她引用的评论，她自己的批评，给围绕翁达杰的争论留出了许多余地。因为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有失公正。翁达杰是个充满矛盾的作家，也正是这些矛盾使他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名人殿堂的一块匾，文学史上一座石头雕像。

    这位黄皮肤的人假扮加拿大作家，写完后掷笔四顾：懂我的语言之美的，只有你们说英语的人；不能理解我的语言的，也就是你们说英语的人。作为一个写作人，感到强加于他身上的语言工具，使他成为一个“生英语病的病人”。这让我想起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中的一段话：“诗人的一个任务就是去描写一个恶魔般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结局。这个矛盾就是：不能没有知心人，又不能有知心人。”

    《后殖民视野下的翁达杰小说研究》，刘丹著，中国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