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

    【作家访谈】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也许很多读者能从刘庆邦的《家长》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因为，刘庆邦的写作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也在追求人性的普遍性。所以，他并不反对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对号入座。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激情呐喊——救救孩子！还是向鲁迅先生学习，我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疾呼救救孩子。”刘庆邦说，过去需要救救孩子，现在仍然需要救救孩子。

    《家长》聚焦了当前令无数家长重视甚至焦虑的教育问题，由社会问题延伸为家庭问题、伦理问题，进而探讨人性的本质，戳中了社会的痛点，出版后即被《长篇小说选刊》和《当代》评为2019年全国五佳长篇小说之一，并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

    中华读书报：王国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女人，这个人物塑造得太成功了。她就像我们身边的亲人，她和娘之间的感情、母女的交流、她对儿子和丈夫的情感和心甘情愿的付出，都特别真实。既有勤俭持家的贤良，又有经营家庭和生活的小聪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却败给了教育。

    刘庆邦：从登场到下场，王国慧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我一路盯着王国慧，为塑造王国慧的形象下足了功夫。小说的功能还是写人，写人的感情，人的心灵，一直写到人性的深处。作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得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写得有鼻子有眼，有心有肺，有血有肉，写活，写立体，能够立得住才行。如果人物形象是模糊的，让人无从想象，甚至连一个人物的名字都记不住，那就很难说小说是成功的。

    小说一开始，写王国慧在地里锄地，她娘从娘家来看她，显得比较从容，舒缓，节奏似乎也比较慢。其实在内里，心灵的较量已经开始了，小说的弓弦悄悄地拉开了张力。较量包括多个层面，其中有和娘的较量，和妯娌的较量，和傻女人的较量，和儿子的较量，还有和自己的较量，和体内胆结石的较量等等。每一种较量都不轻松，都很紧张。特别是在和亲娘的较量方面，看似不动声色，很有节制，下面却藏着很沉重的冰山。娘生下她时嫌她又是一个女孩儿，娘不让她读高中，只许她上了初中就算了，这都给她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为她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并为她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文化心理的逻辑动力。

    每个人的脸孔、手纹各不相同，人的性格也千差万别。每个人的性格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王国慧的性格在小说的第一章就露出了端倪。王国慧性格的主轴是要强，是好胜，是从不服输，并从不放弃。王国慧的性格是进取的，积极的，并不能说王国慧的性格有什么不好。只是她要用自己的性格代替儿子的性格，改变儿子的性格，这就有些勉为其难，没有争取到好的结果。

    中华读书报：儿子何新成最后得了精神疾病，何怀礼认为是王国慧逼疯了儿子，您认为是吗？看上去，王国慧的每一步都没走错啊！

    刘庆邦：王国慧的丈夫何怀礼认为是王国慧逼疯了儿子，这是何怀礼激愤的、埋怨性的说法，作者并不这么认为。我是怀着对王国慧尊重的心态，一直把王国慧作为正面形象来写。真的，我没觉得王国慧做错了什么。要是换了我，说不定我也会像王国慧那样做。所以我认为，王国慧是我国千百万家长中的一代表，是一个典型的家长形象。我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从王国慧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反正我对王国慧是同情的，对她没有谴责和批判之意。我倒是觉得，何新成的意志过于薄弱了。因为情感上的挫折，导致精神崩溃，太缺乏战胜自我的能力。

    当然了，我写小说的目的，也是想通过王国慧，替王国慧们进行反思。倘若王国慧的虚荣心没有那么强，不是一味注重儿子的学习成绩，一心想让儿子代替自己上大学；倘若王国慧不只是关注儿子的智力教育，还关注一下对儿子的情感和人格教育；倘若王国慧不仅关心儿子的身体健康，还关心儿子的心理健康，她儿子也许不会走到那种极端的地步。

    更应该反思的是王国慧的丈夫何怀礼，他对儿子的父爱是缺失的，对儿子的身教是负面的。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良行为，才对儿子造成了不良影响，导致儿子的精神和行为异化，发生病变。深究起来，何怀礼身上所出现的毛病，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而是社会的毛病。

    中华读书报：王国慧是中国几十亿家长中的一员，她的望子成龙和步步为营的教育计划，就是中国家长的缩影。您觉得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刘庆邦：人类与别的动物不同，别的动物对孩子也有亲情，但它们表现出的亲情是阶段性的，是短暂的，一旦它们的孩子也会找食物吃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疏离了，各奔东西，形同陌路。人作为高级动物，对孩子的亲情会长期保持下去，好像保持一辈子不够，隔辈还要保持下去。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本事，日子比自己过得更好。要长本事，就得学习，就得接受教育。问题在于，很多家长都不能正确评价或不愿正确评价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成为龙。他们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精英的坯子，只管在高标准上给孩子定位。于是，他们不惜砸钱，不惜攀比，不惜钻窟窿打钻，不惜无情地对孩子施加压力，焦虑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中华读书报：小说从家长的角度反观中国教育，您认为家庭教育中存在哪些误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刘庆邦：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在人们接受的教育总量中，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环节。而目前家庭教育的误区，以愚见，主要是家长对孩子包办过多，代替过多，干预过多，过于野蛮和粗暴。所谓“直升机父母”“割草机父母”“扫雪机父母”“气泡纸父母”等等，就说明着这种现象。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集中在智力教育方面，对情感教育、人格教育、自然教育、劳动教育、意志力教育等方面重视不够，形成教育失衡和教育偏废。

    至于需要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我说不好。我只能从感性出发，说说我自己。我母亲不识字，她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而且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人格方面的教育。比如说诚实精神和勤劳精神，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中华读书报：何新成的早恋描写得特别美好，对于爱情，您描写得真是入木三分，令人感动。您是怎么把握年轻人的情感和心理的？

    刘庆邦：我也觉得何新成的初恋如诗如画，非常美好，有着梦幻般的色彩。一个少年，情窦似开未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如月如风，其心理很难把握。如果稍失分寸，就有可能写成成年人的恋爱，不那么纯洁。怎么办呢，我只能回头找到自己，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自己当年的初恋移植过来。说来不怕您笑话，也算是交一个底吧，我在上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也有过一段初恋，那段初恋称得上铭心刻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初恋不成，我的身体也出过毛病，并差点儿丢了小命。幸亏我意志力还比较坚强，经过自我调整，自我拯救，精神才没有崩溃。

    中华读书报：小说涉及了很多情感问题，校园中的早恋、教师猥亵学生……只是呈现，似乎并没有内疚或反思。

    刘庆邦：是的，小说以教育为切入点，以教育为主线，我还写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甚至是性生活。任何人性的发展变化，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紧密的联系，都离不开社会性的背景。我所写到的矿工嫖娼、老师猥亵女生，还有打工者之间的苟合等，这都是社会性的生活内容。写这些东西游离了教育主题吗？跟教育无关吗！不，这一切都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人生来就是接受教育的，活一辈子就得接受一辈子教育。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都是在接受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传统教育、现代教育、正面教育、反面教育等社会性教育。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育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抵消，一旦遇上破坏性教育，就有可能使前面的教育前功尽弃，使孩子滑进黑暗的深渊。

    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一个叫魏云海的老师，他是我写到的诸多老师中的一个代表。他先是在矿工报当编辑，下海潮掀起时，他想挣大钱，去集资开办小煤窑。小煤窑出了透水事故，他转向到矿上的小学当老师，赶上学校也要搞产业化，就通过办校外辅导班……这个人最后堕落成一个骗子。这个老师从事教育工作的轨迹，见证着我国的教育事业所走过的一段弯路。什么都搞产业化，什么事业都以赚钱为追求，为目的，金钱至上不知毒害了多少人。

    中华读书报：“根是什么，根是血脉，根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根是人生的希望。有根在，他们家就会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可是，这“根”被何新成亲手掐死了。王国慧最后的希望没有了。如此悲剧的结尾，有何寓意？

    刘庆邦：小说的结尾，王国慧的儿子何新成在失去妻子和理性后，病情再次升级性暴发，竟动手把自己的儿子掐死了。写到这一幕，让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的，但在小说中，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和读者的感受，可以不写生活真实。我想到了，我们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是比较喜欢美好的结局，不大愿意接受悲惨的收尾。可想来想去，我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尊重了艺术的规律，如实写出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也许悲剧才更有震撼性的力量，才能催发人们的警醒。

    中华读书报：这是您第一次触及教育话题吗？您认为《家长》于自己、于读者、于当下有何独特的价值？

    刘庆邦：关于教育的话题，我在别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曾零零星星涉及过。以一部长篇的篇幅，来集中地写教育，在我还是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长，或者说都跟家长有关系。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身在教育之中，一辈子都离不开教育。在教育方面，我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只是希望学校能够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价值。学生呢，要在学习中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好好发掘和发展自己，目的是做有趣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