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说家、文化评论家法郎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评价时装的价值:“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告诉我们的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都要多。”时装,这种跟随所谓的“流行风潮”不断演化的事物,真的能像书一样真实地记录下社会变迁吗?
答案是肯定的。衣服和书,二者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都是用物质的载体,记录下文化的精神。不断求新求变的时装就好比是现象级爆款畅销书,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畅销书中往往隐含着最吸引眼球的文化热点,成为了解这些热点最好的入门之选;都市丽人们则不断添置新款服装,以期追上时尚潮流的脚步。在英国学者丽贝卡·阿诺德看来,“时装总是追赶着最新的潮流,可与此同时它又一刻不停地回首过去”。在她收入“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的《时装》一书中,这位研究20世纪时装的专家为我们揭开了时装的华丽面纱。无论是虚荣和自恋的标志,还是高雅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结合,时装的内涵,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深刻。
究竟什么是时装?我们很难给它一个精准的科学定义。是让我们跟风剁手的“明星同款”,是顶尖设计师们为时装周精心制作的高级定制,还是超模身上设计夸张的奇装异服?对大众而言,时装似乎始终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繁复华丽的外表,变化多端的元素,高深莫测的设计,如此种种都让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格外遥远,让我们以为它不过是在时装周和秀场上展示的“花里胡哨的衣服”而已。
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正是源于它与普通服装之间的鲜明比照。服装通常被视为一种更加常态化、功能性的衣着形式,其改变历程非常缓慢,时装则立足于新奇与变化。此外,时装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加之于服装的“价值”,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附加值刺激了消费者购买的欲望。通过展现理想化的服装形态,购物中心里华美而戏剧化的展览布景,让时装秀、广告以及时装大片里的场面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现实存在,诱惑、吸引消费者贡献出购买力。换句话说,当你看着卖家秀,幻想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时,时装就已经与你产生了联系。
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有意为之,时装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再普通不过的一件衣服,背后都隐含了无数时装设计师的努力。如果没有可可·香奈儿,或许今天的女性还得穿上设计繁杂的服装才能出门,因为在她设计出便携裤装之前,这样的行为只会被认为是“有伤风化”,以至有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女性的身份地位,是通过香奈儿的裤子确立的。同样,潮流款、流行色,也是凭借时装设计师及大品牌的影响力,才得以走出秀场,依靠众多平价工厂的生产复制进入千家万户。
作为个性化的一种主要表现,标新立异、彰显个性、追求自我表达是时装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主要印象。也正因为此,“新买的衣服撞了衫”才会成为当代人最怕面对的“社交惨剧”。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装也是同质化的一种形式,它煽动所有人都以某种特定方式穿着打扮。在全球化背景下,时装品牌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带来了面目相似的商业街、购物中心以及机场免税店,这些地方几乎全都由相同的品牌构成,“全球同步上市”已然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西方品牌对市场的统治带来了世界各国特定社会阶层的时装风格在视觉上的同质化。全球的时尚杂志中展示着相同品牌的配饰,然后被渴望获得所谓的全球高端时尚风格的消费者们纳入囊中。许多城市的富人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时装风格,从而催生出依赖社会边界而非地域限制的跨国界时装。如今,我们很难仅仅从穿着上判断一个人背后的地域信息,时装打破了城市与乡村、东方和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却为我们推测其生活背景、社会阶层等信息提供了些许线索。
同时装本身充满矛盾的定义一样,时装产业的地位也模棱两可。它既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跨国产业,是许多人汲取愉悦的源泉,但同时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争议。从对女性形象充满消费主义的描绘,到使用童工和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对服装工人的剥削。对时装质感的追求带来了对纯天然动物材料的迷恋,结果引发了对动物福利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担忧。追求潮流更迭的时装鼓吹通过不断消费实现换代更新,低廉的价格、极短的上新周期不断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最终导致大量衣物浪费,引发严重的环保问题。可以说,时装兼具代表其当代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能力。
清华大学米兰艺术设计学院执行院长臧迎春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道:“时装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既可以是阳春白雪,又可以是下里巴人;既可以全球化,又可以本土化;既可以强调学术性,又可以强调商业性;既可以成为功能性强的装备,又可以成为非功能性的装饰。人们对于时装看不完整,说不清楚,既爱又恨,又难舍难分。” 时装既提升了穿着者的美貌或是身份,又混淆扰乱了社会礼仪以及可接受的穿衣打扮、行为举止的方式,甚至强化负面行为和刻板印象;既修饰了身体的缺陷,又为身形增添了感官诱惑力,导致它常常背上肤浅与自恋的骂名。
这是否意味着,猎奇、尝新和对美的追求会让街头撞衫的情况更加常见?显然,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丽贝卡·阿诺德认为,以飒拉(ZARA)为代表的快消连锁品牌能够对本地街头出现的时装潮流快速做出反应,并将其纳入他们的设计中,这一过程能够使他们在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城市的不同分店中销售不同的产品。与此同时,时装的全球化进程也让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作者用塞内加尔国内出现的时尚潮流来有力地佐证这一观点——在这里,它们一边利用着大规模企业产出的时装大众文化,一边抗拒其背后的影响。年轻人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风潮丰富自己的衣着风格,同时又自信地将欧洲与伊斯兰元素,以及时装的不同类型整合在一起。善于应变的本土裁缝、制衣师和设计师们利用全球流行的时装创造出带有本土特色的衣物,将传统染色、本土风格应用其中,不仅让传统工艺与时俱进,还实现了古为今用,在与全球时装的碰撞中获得传承。
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对时装的追求则更加多元化——既可以选择在第一时间就穿上国际品牌的最新款,也可以做一身优雅的汉服行走街头。自由体验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审美,成为对时装的另一种追求。放眼国际秀场,越来越多的欧美品牌将中国元素纳入时装设计中,中国的时装产业历经多年的蓬勃发展,从“师夷长技”到“走向世界”。正如序言作者臧迎春教授所言:“中国作为具有深厚文化艺术底蕴、多种多样手工艺传统的国家,加之全球最活跃的新兴经济市场和大批设计、产业人才的助力,必将成为国际时装体系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或许在不久的未来,当我们提起时装,第一反应将不再是欧美大牌,而是“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杨欣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