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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会。虽然科举制的实施已改变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认同的归属，他们追求的是科举才能与世族出身双重价值，科举功名唯有与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因此，研究唐代社会结构，了解唐人生存方式，仍需以世族为基本细胞。近二十年来，新出的唐人墓志数量日增，家族墓志整体出土之事也较多。利用新出石刻文献以补充传世文献不足，考述相关史实，已成为当代唐代文史研究的热点。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论，已出现了如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等颇有影响的成果。近日，谢思炜等著《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也是这样的成功之作。
该书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献收集全面，材料充实。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地下新出文献都作了较充分的调查，共辑得与郑氏人物有关的碑志材料365件，此外，还利用其他各种史料26篇，共录得郑氏人物近600人，见于书后索引的郑氏人名近800人。此前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郑氏人数（1064）为最多，本书已增补一半以上了，应是迄今为止荥阳郑氏最丰富的史料集成了。
二是本书对荥阳郑氏发展史中关键点有较深入的发掘，如作者关注到李肇《国史补》所述“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发现所谓山东四姓很早已将居住地与郡望所在地分离开了，高门世族都是乘世乱各自经营的结果，而非凭自身高贵血统自然形成的。郑氏家族在魏晋后几次鼎革之际，都能抓住时机，通过联姻，加大家族在权力结构中的比重，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乱世中，他们还与崔、卢、王、李及皇室联姻，形成了稳固的世族联盟。作者提出：“郑氏家族始终保有北方世族强大的宗族关系和乡里基础，作为荥阳当地的强宗豪族势倾一方。与北方范阳卢氏等传统强宗相比，在北魏移都洛阳后，荥阳由于接近南北对峙的前线地带，为北魏统治者着意经营，郑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他们是控制一方的豪强，掌握了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世族不仅仅依士族影响，还需有势族的实力。当然，世族也为参与政治付了很大的代价，北魏郑胡墓志出土地有成批的郑氏墓志，作者推断很可能与尔朱荣河阴屠士事件相关。
三是本书写出了荥阳郑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荥阳郑氏在进入新朝后，一面继续保持与皇室的联姻，多家世代为驸马，仅《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就记有八位公主嫁荥阳郑氏。同时，也益发重视科举功名，如《唐摭言》所说：“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荥阳郑氏顺应了进士科文化上升趋势，家学传统较早完成了由经学到辞赋之学的转型，累代皆有进士科人材，甚至出现了郑虔这样的专门教授辞科的广文博士。本书第二章关于各房支系的叙录以及第三章“荥阳郑氏宦历与生活”多有这一内容的说明。现知唐代郑氏科举及第者凡158人，其中进士114人（状元13人），提升这一家族的社会声望，以至其时流行的科举故事也多以郑家子弟为素材。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专章分析了《李娃传》原型问题，揭示了这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又如，新近出现的郑鲂墓志、鲂与妻合葬墓志，比较集中反映了郑氏家族文化特征，本书也作了专门论述，指出：一方面如郑鲂父以门风标榜：“吾世家能读书为文，保素业，老足矣。焉能求名辈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郑鲂由江南到长安求试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还由此连缀出李景让事，“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弟考试失利兄则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说明世家家教之严，又表明世族也极重进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饶有趣味。
四是以荥阳郑氏姻亲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会关系网络。本书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郑氏与皇室、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关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举、年代、职事官及官品等类目。这应是宋前世族社会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价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发生着影响，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联盟社会。虽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权法令打破这种联盟体，但是，积俗难改，终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断。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世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会的活动空间，每人都可在这种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如书中论及杜甫与郑氏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关系网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约作于天宝元年。其时，杜甫三十岁，既无官职，又无科举功名，何以能为当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一方面，这是因为三王子事件后，皇甫妃作为瑶王母，尊位已有下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家与郑家的姻亲关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孙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杜家，生杜甫母亲，一女嫁郑家，生郑宏之母，故杜甫与郑氏子弟有姨表亲关系。之前，他与郑宏之曾合写过一篇《祭外祖母文》，“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宏之等从母昆弟，两家因依。弱岁俱苦，慈颜永违。岂无世亲，不如所爱？岂无舅氏，不知所归？”由文看，郑宏之与杜甫都有早年丧母的经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缘此关系，杜甫与郑家人郑虔、郑潜曜交往颇多。由本书所列《郑氏北祖平简公房世系表》看，郑虔、郑潜曜是堂叔侄关系。潜曜妻是皇甫妃与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杜甫文中说:“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稽、阮，岂独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公子泛爱，壮心未已，不论官阀，游、夏入文学之科；兼叙哀伤，颜、谢有后妃之诛。”虽然自认是无名无位的野老，又说他是郑氏清客。对照《郑氏北祖平简公世系》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发现杜甫与郑氏及皇家之间的关系。杜甫的姨妈嫁与郑九辩，与郑繇、郑审、郑虔、郑万钧、郑蓋同辈，其子郑宏之与杜甫、郑云逹、郑潜曜、郑济同辈，而元稹是郑济女。在世家社会观念里，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显然，仅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无法看出这些沾亲带故的姻亲，唯有将地下史料与传世文对照，才可理出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作者由此表还考证出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原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言：“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未尝旁备矣。”元稹母是郑家女，此郑京兆即郑云逹，为郑虔之侄，与杜甫为同辈，是元稹的外祖父辈人物。可能就是缘于这层关系，元稹才接触到数百首杜诗，了解杜甫，并能为杜作墓志。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铭末写到：“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嗣业为祖父迁坟途经荆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当时科场名星元稹作墓志，显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杜诗，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本书不仅是郑氏家族史的史料补充，还是研究中古社会史的专书，既有全局性历史陈述，展示荥阳郑氏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又能对文献作深度发掘与分析，对一些关节点进行了专题研究，有由微知渐、由小视大的史家意识，不仅长于辑录新文献，而且能从新史料中发现了易被忽略的盲点，纠正了传世史料的讹误，恢复了历史真相。因此，无论从资料性、工具性还是从知识性、思想性方面看，本书多有值得称道之处，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度。（查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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