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龙吟迸紫珍：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的整理研究

    贬谪入疆的三年，纪昀依然手不停披，“纪批苏诗”历时五年，恰好贯穿了他遣戍事件的始终。从返回京师开始，居于珠巢街东的纪昀书案上，又增添了一部吴兆宜注的《玉台新咏》。从宋代上溯六朝，从别集到总集，显示这位阅读者的文学趣味是流动不息的。在研读的方式上，纪昀也不再汲汲于评点，而是转向了更为传统的校勘之学。在受命重返馆阁而四库全书馆尚未启动的闲暇岁月里，他耗时四个月完成了对《玉台新咏》的第一遍攻读：

    用参校诸书，仿《韩文考异》之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之句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阙之，虽可通而于古无征者，则别附注之。丹黄矻矻，盖四阅月乃粗定。（纪昀《玉台新咏校正序》）

    在这篇落款为“壬辰二月廿一日”的序言中，纪昀一方面为终日耗费于“绮罗脂粉之词”而感到惋惜，一方面又以圣人不废郑卫之风、“温柔敦厚之旨亦未尝不见于斯”而自我安慰。他虽然对《玉台新咏》不抱任何偏见，但还是信心不足，追攀朱熹的《韩文考异》，可能出于同样的心理。《玉台新咏考异》的命名，不仅是在向朱子致敬，大概也想要杜天下悠悠之口。

    在完成《考异》十卷之后，纪昀对《玉台新咏》的研读并未停歇。曹锡龄“问诗于余，属为评点”（《玉台新咏校正跋》）自是导源，主要还是出于技痒，于是他又开始了更加擅长的评点。这次攻读较上次可能为时更长，他对《玉台新咏》的价值，也有了更为充分的认知。现藏于台图的稿本残卷，虽然未得如评点苏诗“初以墨笔，再阅改用朱笔，三阅又改用紫笔”般斑斓，而在校记时以墨笔为主，评点则改用朱笔，透示出纪昀“各自为书，不相杂”的初心，也奠定了清人辗转过录的朱墨抄本系统。

    后来著录并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的《玉台新咏考异》，虽然作者题为“纪容舒”，然而早经学者考定，此乃纪昀假托父名，实为本人著作无疑。假托父名的原因除近人伦明所说的“善则归亲之意”（《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可能也掺杂了借机使著作流传的私心。纪昀作为总纂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玉台新咏》《冯氏校定玉台新咏》《玉台新咏笺注》等书均标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唯独题为乃父所著的《玉台新咏考异》却出自“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就仿佛是纪昀主动题写的“此地无银”。而经他自著又复自评的《玉台新咏考异提要》，以旁人语气、备道本人甘苦的措辞也颇耐人寻味。该则提要的末尾写道：“惟汉魏六朝诸作散见《永乐大典》者，所据皆宋刻精品，足资考证。以书藏中祕，非外间之所能窥，其间文句之殊，尚未能一一参订。”这完全不像是在跟作者商榷，更像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表明他自以为校勘仍未臻于至善，这种不知足的精神又进一步催生了誊清稿本的出现。与朱墨批本相比，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稿本仍将点评之语保留眉端，考校之语则以双行小字插入正文，呈现出考校更为精审、评点趋于全面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清稿本添加了据《永乐大典》核校的九条按语，另外还有三十余条集中题写在两个浮签上，尚未来得及插入原文，很可能便是总纂四库期间的纪昀利用职务之便为完善旧作而做出的持续性努力。在清稿本的封面上，他郑重地题上了《玉台新咏校正》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并非“各自为书”，《玉台新咏校正》既有评点又有校记，直接将《玉台新咏考异》囊括在内。

    纪昀校正《玉台新咏》之初尚未出生的梁章钜（1775-1849），若干年后拜入纪昀门下，经他过录并改定的《玉台新咏定本》，如今稿本四册俱存于湖北省图书馆。尽管他在《退庵随笔》承认该定本“皆本纪文达师之绪论”，然而“考异”和“校正”之名均被抹煞，纪容舒和纪昀也都不再拥有著作权。在改名为“定本”的稿册上，只剩下“古闽长乐梁章钜述”的题名了。

    纪昀未将《玉台新咏校正》付梓，可能出于回避与《四库全书》总集类“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的自相矛盾，而梁章钜“拟付梓以行”的愿望也落了空，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玉台新咏考异》因入选《四库全书》而闻名于世，相继又被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早已广为刊布，而《玉台新咏校正》的朱墨批本和清稿本以及由此衍生的大量过录本，还全都处于稿抄本的状态，从未付之刊刻。聪明如纪昀，当他一面在序中和作者名上做手脚，一面又精心缮写和保存稿本之时，想必早已预料到了结局，期待后世有心人的发现，也期待着他的稿本被整理和刊布。

    河北师范大学的张蕾教授正是这样的有心人。她主持申报的“《玉台新咏校证》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结项成果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实现了纪昀、梁章钜、王文焘诸前贤均未达成的心愿，也是从事先唐文学研究的同仁们期待已久的事。

    该成果虽名为“整理与研究”，实际“研究”居前，“整理”殿后；且以“整理”为主，“研究”的比重并不大，这在目录当中就能得到直观的反映：“《玉台新咏校正》综论”和“《玉台新咏校正》版本考述”合为研究部分，统共只有五十二页，而紧随其后的整理部分，从凡例、序言到十卷正文，再到后叙和附录，多达四百五十页，在篇幅上几乎是研究部分的九倍。

    研究部分先行是必要的。古籍整理著作通常需要“前言”，该书的“综论”正好担当了“前言”的角色，对读者了解纪昀其人及《玉台新咏校正》一书的学术价值，起到了点题作用。“版本考述”则是对该书现存诸多稿抄本的系统梳理。此前尽管已有刘跃进、傅刚等名家先后对《玉台新咏》的版本进行了考述，但涉及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的部分并不全面深入，很有重新调查分析之必要。在版本调查和梳理上，张蕾教授可谓做到了极致，她对手批稿本残卷、撷英书屋抄本、徐行可校订本、梁章钜过录本等众多版本的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而使我们对《玉台新咏校正》“朱墨批本”和“缮清本”两大系统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而明晰。

    通过对存世版本所作的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底本和校本的选择有如水到渠成。国图所藏清稿本既全且精，最为接近该书原貌，最适合作底本；而属于另一系统的朱墨批本则亟需通校，再将与各种稿抄本面目迥异的梁章钜过录本、相对独立的四库本《玉台新咏考异》作为通校本，也是顺理成章的。此外用作参校本的还有手批稿本残卷、撷英书屋抄本、徐行可校订本、王文焘过录本等，考虑到各种稿抄本分散各地，蒐访和复制不易，整理者为此付出的艰辛，是不难想见的。

    整理本在校勘上最大的特点是客观呈现底本和通校本的全貌，不掺己见，不作拣择，正如冯武所说：“盖校书之难，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校〈文选〉跋》）该书凡例三称：

    朱墨批本为早期批校，与稿本出入较大。批校异文皆出“今校”，注明“朱批”“墨批”。为避繁琐，凡相同处注明“同稿本”；凡未出“今校”处，皆为朱墨批本无批者。……朱墨批底本与稿本所取底本不同，因原诗文本异文导致的各本批校之语的出入，皆出校说明。

    据此可知整理者针对朱墨批本，采用的校记方式有三：一是甄别朱批和墨批，二是注明相同之处，三是不仅录批校异文，同时也录原诗正文的异文，同时还不忘提醒读者“凡未出校处”即为无批者。因为是“照式录之”，所以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通校本的原貌，甚至可以据此将其完整复原。这一校勘原则不仅适用于朱墨批本，对于同为通校本的梁定本、四库本（包括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两种）以及仅存卷九、卷十的残稿本也同样适用。

    因为出自不同时间、不同抄工之手，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早已为学界所共知。如杨讷、李晓明等通过比较，已指出二本之间关于《玉台新咏考异》的两大差异：一是文渊阁本有原序、后序，文津阁并付阙如；二是卷十《皇太子杂题二十一首》，文津阁本缺第十七首《遥望》（《〈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渊阁本总集类录异》，《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3期）。实际二本之间还存在大量异文，亟待引起重视。整理者有鉴于此，同时将文渊阁和文津阁本作为通校本，对于二本相同而与底本有异之处，以“四库本作某”标出，此同彼异则以“文渊阁本作某”或“文津阁本作某”标出，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做法。

    《玉台新咏校正》稿本尘封二百五十年，终于整理一新而焕发应有的光彩。《〈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以一本而存众本之异，拥有她就等于同时拥有了四种善本：国家图书馆藏《玉台新咏校正》清稿本、朱墨批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残稿本以及湖北省图书馆藏梁章钜过录本。纪昀诗称“玉台零落没沙场”，又称“何如拭尽真珠粉，满匣龙吟迸紫珍”（《题田芸甫镜屏》），他的《玉台新咏校正》“零落”经年，新整理本犹将其拭尽“珠粉”，读者则仿佛听到了那满匣“迸紫珍”的龙吟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