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是历史的别传

    见惯了学院式论文的“高冷”，尤喜《掌故》的“小清新”。每集甫一上架，即购置快读。顷阅第五集后，也想说说掌故。

    掌故与书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书话是现代文学史的注脚；掌故呢，或可谓历史的别传。唐弢在《书话》《晦庵书话》出版时，曾在序言中阐述对书话的认识，所云“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被奉为书话写作之圭臬。一九四四年，瞿兑之先是在《中国学报》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掌故学》，后以此文为基础，增改为《一士类稿》之序，但此序刊于《古今》半月刊第五五期时题为《论掌故学》，可见瞿兑之试图以掌故建构其史学观。他说：将纪传传、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通典体四者通而为一尚办不到，“为救济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浇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琐屑资料有具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这种条件本来是治史者所当同具，但是所谓掌故学者每易被人看作即是胸中装有无数故事的人，则掌故之学便失去真价值。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然而仅有方法而无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行的。”

    以我之见，掌故与书话都讲究个“轻”字。举重若轻，将大历史的动荡沉浮置于人性或风土之中。瞿兑之举《史记》写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感慨“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与心。”“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此。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唐弢自白“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再是特别注重“趣”。瞿兑之强调过，“掌故学者殊不容易养成，这种学问凭实物的研究史不行的，凭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不是有特殊修养必致于事倍功半”。用唐弢的话来讲则是“抒情”，“捕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进一步理解应是情趣，作者的人格魅力决定了掌故与书话的生命力、感染力。

    随着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等老辈书话大家的逝去，书话日渐式微。因为缺乏学养和经历，今天的书话多是“书皮子”学问了，看起来很热闹，却不真。但掌故赖于文献挖掘整理技术手段的更新及E考据的兴盛等带来的繁荣，迎来了转折。瞿兑之认为掌故大体有三类：“一是记制度风俗的变迁，或是记某种特殊制度的风俗。一是记某人的事迹，或是关于某人的佚活。一是记某事的经过，或是关于某事的特点。”正所谓“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从已出版的五集《掌故》来看，似乎也分三类：一是掌故，二是说掌故，三是掌故史话。第一类即瞿氏所言掌故，周昌谷《画坛轶趣》、雪克《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往事已矣，记忆留痕——重读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牍后》、郑重《一面之缘  长久牵挂——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刘衍文《交游漫忆》、白谦慎《充和送我进耶鲁》等文，侧重记人记事，予人深刻印象。过去各级政协所办《文史资料》多为此种，重在“三亲”，可惜风光不再，令人怀念。此乃《掌故》目下之弱项，应以抢救的态度待之。瞿氏有言:“需要将年高阅历多、见闻广的人，将他们的知识经验以系统的方法津逮后学，使后来的人可以减少冥行擿埴之苦。”第二类是说掌故或辨掌故，《掌故》最为侧重。第五集有两篇很典型：刘永翔《学林见闻录》一则记傅璇琮事，云《管锥篇》出版后，指出书中引用疏误的信是直接写给钱锺书，而非傅璇琮为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作序时提到是他转交钱锺书的。故而说明亲历文章多有失察之处，要辩证看待。励俊《掌故家的罗生门》厘清了狄平子所藏《青卞隐居图》的流传的各家说法，层层剖析，颇多妙处，更证明了某些掌故之不可靠，需明是非。这一类中还有些考证文章，虽不是直接说掌故、辨掌故，但有新材料，乃新掌故。此中有很多年轻作者，是掌故新力量。他们虽无曲折的生活阅历，但有跨界融合和E考据的本领，充分运用相关数据库、档案、私藏等，使掌故有了新活力。不过，这里还有掌故与考据的区别与联系问题。第三类则有《“掌故”漫话》《香港的〈掌故〉月刊》这样的文章。

    我近些年办《瓯风》，挖掘梳理温州地方文化，以“可靠、可读，有料、有趣”为编辑准绳。可靠摆第一位是讲准确度，有料次之是要有新材料，可读、有趣是写法应贴近读者。此八字虽远不能及，但心向往之。愿与《掌故》共勉。

    还是瞿兑之的话:“古往今来一切的事，真是浪淘沙一般，依然是这些沙，却被浪一推而又变了一种地位与形式。如是反复无穷，循环不已而推陈出新。所谓掌故当作如是观，所谓治掌故学的方法也当作如是观。”新的时代，新的掌故，新的《掌故》可期。

    （方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