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学”史研究的新创获

    “龙学”即研究《文心雕龙》的学问。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直至鼎盛的过程，便形成了它的学科史。对学科史的梳理和研究，既是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这门学科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上，“龙学”学科史的梳理工作一直有人在做。杨明照、牟世金、张文勋、张少康、李平等“龙学”专家都曾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龙学在发展，龙学史的研究也不应停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戚良德先生新近出版的《百年“龙学”探究》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创获。

    学科既然成“史”，就有一个分期问题。不同的分期，往往反映出治史者不同的观念和水平。作者认为，《文心雕龙》1500年来的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的龙学史，三是新世纪龙学的开拓发展期。本书把研究定位于后两个时期，并把从1914年迄今的百年“龙学”进一步细化为六个时期：1914-1949为现代“龙学”的奠基期，1949-1966为发展期，1966-1976为停滞与倒退期，1976-1989为兴盛与繁荣期，1989-2000为徘徊与反思期，2000年以后为深化与拓展期。笔者以为，这样的划分是一个具有清晰坐标的全新把握，符合龙学发展实际，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了解这门学科的近现代历程。在此基础上，作者集中力量对百年龙学最重要的学者及其成果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勾画出了百年龙学的历史画卷。

    本书列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第一位龙学家为黄叔琳。黄氏为清代人，并不在“百年”时段之内，何以要以其为研究的开端呢？原来，作者认为，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虽产生于清代，却是近现代龙学最重要的基础。因此，要理清近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从黄注本开始。本章在对黄注本进行评骘之后，随之转入了对百年来《文心雕龙》校勘成果的鸟瞰。在历数各家校勘成就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林其锬在《文心雕龙》集校方面的成就。

    在龙学的奠基阶段，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挖掘出了刘咸炘这位长期被人忽略的龙学名家。作者认为，刘氏1917年所作《文心雕龙阐说》，不仅是近现代龙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全面阐释《文心雕龙》的理论著作。其中许多创见，今日读来仍不失新意而启人心智。但由于刘氏英年早逝，其书尘封近百年，鲜有人知。作者指出，《阐说》一书的意义堪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肩，理应在龙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特设专章对刘氏此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在龙学的兴盛繁荣期，本书把目光聚焦于三位龙学大家——王元化、詹锳和牟世金，分别以专章展开论述，意在集中展示20世纪龙学的成就，突显20世纪龙学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王元化先生的龙学论著是《文心雕龙讲疏》。在对《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和阐释方面，尤其就《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的深度而言，迄今无人能出其右。但由于时代局限，该书也存在若干不足。作者尽了很大努力解读此书，在充分肯定其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评价，从而明确了其是非得失。詹锳先生以《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和《文心雕龙义证》驰名学界。本书对这两部名著分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指出：以《文心雕龙》的《体性》《风骨》《定势》等篇为理论中心，以中西融汇的学术理念为纽带，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文心雕龙》风格学的理论体系，是詹锳先生对龙学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一大成果。他130余万字的《文心雕龙义证》一书，绝非仅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而是具有重要个人见解和理论色彩的专著，充分体现出詹锳先生融贯中西的开放精神、坚持己见的独立精神和不惮繁琐的实证精神。牟世金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的功臣”，其龙学论著超过三百万字，包括注、译、选、编、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年谱汇考等形式，足见其用力之勤和所涉之广。其中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他是刘勰生平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心雕龙》现代注释和翻译的开拓者，更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以及龙学史研究的第一人，他还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我国龙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最后一章是对21世纪龙学研究的论述。作者以“举隅”的方式，选取新世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位龙学家及其成果进行重点论述。首先是罗宗强先生从文学思想史的高度进行的《文心雕龙》研究。由于其立足点高，所见自然不同。罗先生提出了许多新见，而且他的许多研究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其次是张长青先生的《文心雕龙新释》。此书集注释、翻译与阐释于一身，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全新之作。然后是张灯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该书注释广博而精深，译文畅达而雅正，疏辨更解决了不少疑义。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文心雕龙》之“文”与西方文艺学并不对等，因而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观念和体系来衡量中国文论，而是更为自觉地理解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中国话语。这是龙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如作者所说，《文心雕龙》研究不仅需要文艺学的视野，更需要多维度、超文艺学的视角。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亟需回归我们自己的话语范式和语境。而儒学乃至传统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研究，正是这种回归和还原的一个方式或尝试。本书最后一节以“多维视野中的《文心雕龙》”为题，记载了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理由及发展趋向。而事实上，戚先生本人多年来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作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的他,较早承担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点项目“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及其当代意义”，主编了论文集《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出版了专著《〈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这些研究都是把《文心雕龙》置于传统儒学的视野之内重新加以观照的。目前，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也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位年富力强的龙学专家将在今后的中国文论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魏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