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我们奉为国宝的熊猫,迄今为止真正能留得住的文学作品,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乔治·夏勒博士所著《最后的熊猫》。书中所记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夏勒受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委托,来中国参与野生熊猫保护的往事。经历了一系列观念的分歧与冲突,夏勒像一个战败的战士,对大熊猫未来的命运心生悲凉。他说,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外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交会。
翻读赵良冶先生所著《熊猫中国:中国大熊猫纪实》之前,原本并没期待其能超越乔治·夏勒的作品。这种阅读前的预判,既基于以往阅读经验的推想,也基于本土非虚构写作尚处于起步期的现状。况且,以野生动物为选题,写作难度可见一斑。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似乎很难搜到一本国内作者写野生动物的非虚构佳作。
然而刚读第一章,便发现作者显然精通非虚构写作的要旨与精神,以第一人称为切入点,带入自身体验,在严格考证的基础上娓娓道来。作者把乔治·夏勒博士参与熊猫计划一事专门辟出一章记录——显然,赵良冶先生对这段往事做过深度思考。作者以自身数十年亲历为叙事线索,为一个个熊猫立传,在历史观照中记叙人与熊猫之间的交往互动。不拘泥于国界,不预设立场,看似紧扣熊猫,实际看到了人类与整个野生动物群体之间的生命照应。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可作为野生动物来说,其真正的生存状况恐怕也是被遮蔽最为严重的。大众媒体里的熊猫,是标志吉祥物,是玩具店里可爱的绒毛玩具纪念品,是拿来赠送的国礼,是动物园里的匆匆一瞥。熊猫专家潘文石先生的话引人深思,他说:“熊猫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演化,并不是为了在动物园取悦人类。熊猫要在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在那里经历风雨,见世面,在那里追求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
要真的为熊猫立传写史,熊猫的起源和历史记载则是绕不过的话题。考证固然艰辛,如何写得生动也是难题。作者从自身追索熊猫起源的经历写起,第一章“远古遗产”可谓一场正面强攻的硬仗,作者巧妙地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博物馆展陈所见、文史资料记载、历史地理气候变化多条线交织在个人到博物馆探寻熊猫历史的过程里讲述,津津有味而不枯燥,信息全面但不浮于表层,并且采取中西方比照的视野,显得立体而全面。
全书信息量非常大,记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晚清时期,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戴维只身走入茫茫夹金山,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下那所中西合璧的教堂里着迷博物学,偶然发现了熊猫。人的命运和熊猫的命运在这个故事中似乎作了某种奇妙的互换——青年神父戴维走入中国的深山,将毕生精力投入博物学,因此没能修成圣贤,身后葬于公墓,墓碑上甚至没有留下姓名;而熊猫却因戴维有了名字,从此在科学意义上走出深山,引起世界轰动,并在此后百年里迎来波云诡谲的现代化命运。
有一部纪录片《英和白》,讲的是在武汉杂技团孤独的房间里,有意大利血统的动物饲养员白女士一直照料着老年熊猫“英”,熊猫和人孤独地长相厮守。在书中,我读到了熊猫“英英”所处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在一段时期里,熊猫经常被租借,甚至成为表演明星。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加深,熊猫的租借行为被终止。于是,“英英”成了中国最后一只被批准进行盈利性表演的熊猫。“英英”的故事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待野生动物的观念转变,那也是时代更迭的印记。
书的后半部分记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个起伏变化的十年,写了上世纪80年代后野生动物保护观念渐被国人接受。在数代熊猫人的努力下,这一珍稀物种终归逃脱了灭绝的命运,中国人工繁育熊猫成功,更是开启了将大熊猫放归山林之路。本书把夏勒单列一章,也把中国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潘文石等人各单列一章。我们看到了中国生物学家在极其艰苦而有限的条件下,肩负重大使命,艰难中奋进,从落后走向超越的历程。挽歌最终变为壮歌。
如果说夏勒的杰作《最后的熊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他献给熊猫的一曲挽歌,那么今天的《熊猫中国》则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