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澄如是谁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举行。国际植物学大会由国际植物学会和菌物学会联合会授权举办,是植物科学领域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际会议,被誉为植物科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这次大会上,展出了全世界二百多位植物科学画家的作品,其中中国部分位列首位的是一幅杜氏百合,它不仅细节毕现,且栩栩如生,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冯澄如先生。
冯澄如(1896-1968),出生于江苏宜兴。冯澄如从小热爱绘画,他的哥哥与徐悲鸿是同窗,两家往来如邻里。参加工作后的冯澄如早年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他任国文、史地预科图工教师的时候,也正是秉志、胡先骕在南高、东大设立生物系、在南京创设生物研究所之际。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生物科学研究的起步期,许多生物学家都来到南京任教或从事研究,由于工作需要,一些教员也开始尝试生物绘图。冯澄如先被生物系邀请,绘制教学用挂图、为生物研究所的研究著作绘制插图,后随胡先骕北上,与其共同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抵达北平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冯澄如都是静生唯一一位植物科学绘图员。静生生物调查所可谓中国近代生物科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专门机构,其“创始人”后来分布于中国各个生物科学领域,且均为该领域第一代领军者。在著作方面,胡先骕、陈焕镛、秦仁昌等编撰的《中国植物图谱》《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等为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开山之作。这些图谱中的图绝大部分都是冯澄如一人所绘,图片左下角的“C.R.FengDel,etLith.”,即为“冯澄如画及印”。命运的机缘使得冯澄如从事了这份工作,但他并不仅视其为一份工作,而是当成事业去探索和钻研。因此,他除了绘制图谱,还改进了石印技术,并取中西绘法之长,独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绘画工具小毛笔。回到宜兴后,他开办了江南美术专科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植物科学画绘画专业人才。晚年,他将经验进行总结,编撰成《生物绘图法》,为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法专著。
二、从劫难中幸存下来的画稿
然而,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所展出的并不是冯先生的原作。事实上,植物学界对于冯澄如画作的图谱、石印本都十分熟悉,但多年以来,无论馆藏、私藏都不见其原件。而今回忆,这批画稿的出现也属偶然。大约是在两年前,笔者因从事古籍文献工作,故而受托研究这批画稿。初见之时,我并不知这是谁的作品,但画作本身给予我极大的震撼,故而开始搜集资料,开展研究。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对比与考证,我们终于确定这就是冯澄如先生的原作。
细数这批资料,共画稿333幅,其中墨线稿201幅、墨线与铅笔稿7幅、铅笔稿125幅。此外,另有空白图画纸3张、印刷版画20幅(其中黑白版画17幅、彩色版画3幅)。其中在“任豆”印刷版画背后,加盖有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印章。另附抄录胡先骕先生文2页,系用钢笔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稿纸上书写,内容是四川溲疏的物种描述。经过与《中国植物图谱》逐幅比对,这些画稿中有37幅系《中国植物图谱》中的原画稿。《中国植物图谱》共出版有五卷,这37幅对比成功的原稿主要集中在《中国植物图谱》的三、四卷。
这批画稿留存至今,至少经历了两劫两难。目前比对成功的37幅画稿,应分别为《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四、五册,其中有29幅属于第三、四册。这29幅画稿经历过“一·二八”事变而幸存。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第四印刷所、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1932年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据统计,在这一场劫难中,商务印书馆直接资产损失达1630万元以上,占总资产的80%。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此时,第三、四册的画稿正存于上海的商务印刷馆,也正在印刷的序列中。根据《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第173页)记载:1932年4月5日复函陆文郁,告在商务印书馆所出《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四册毁于战火等事,略云:惟近正鉴定大批四川植物标本与赶制《中国植物图谱》,无暇著笔耳。商务书馆被毁,《图谱》第三、四册之正在印刷中者,亦随之为灰烬,至堪痛恨。幸图稿尚存,已拟收归自印矣。对于冯澄如的画稿,这是一劫。
1937年,北平沦陷。静生所留下部分人员继续支撑,因静生所受庚子赔款间接资助,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资产,而一度得以幸存。1941年12月,日美交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受美国势力保护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财产,被日军强行占领。当时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图书馆、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皆在此列。12月8日,日军蓧田部队封闭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全部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只有植物模式标本照片之底片、野外采集所用各省陆军测量地图等少量珍贵材料因被提前寄存到大陆银行,得以幸存。(参见胡宗刚著:《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27页)此为第二劫。
再考虑后续岁月,得存如此规模,实属万幸。
三、植物绘画: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整理这些手稿,我们没有发现其中有冯澄如的签名,而一些画稿的铅笔部分有标记“Hu”即胡先骕。翻阅《中国植物图谱》,前两卷印刷版画上没有署名,正式的署名在《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册开始出现,以英文“C.R.Feng”记。仅从已出版的图谱统计,冯澄如所绘的植物科学画成品至少有千幅的体量。但是,由于植物学著作出版的一些习惯,这些图谱直到再版也未将冯之名入作者之列。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在《博物与艺术——冯澄如画稿研究》一书付梓之际,我们特向出版社申请,将冯先生的名字置于封面,以此向所有生物科学绘画者致敬。此外,由于植物分类学是特别讲求国际互通的学科,且国外学者对中国这一相关领域又特别关注,因此本书特将有关中国学者的部分译成英文,以便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与贡献。
回顾成书经过,犹如亲历历史。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从困苦中走来,经历了向外学习与自我探索的复杂过程,人们头脑中的知识架构与体内流淌的文化血液也快速迭代,并刻印上了潮流的烙印。我国博物学领军者、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教授在序中写道:“此时探讨冯澄如先生的绘画,在中国奔向小康文明的时代,有着特别的背景和潜在意义。评价先生这类绘画的性质和文化价值,需要合适的气氛和眼界。俗话讲,人穷志短,仓廪实而知礼节。‘人穷’不是指经济上缺钱,而是指时空格局小,人处于困境之中。当国家处于困境之中,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之际,即使个别先知先觉者做了极重要的工作,整个社会、史学工作者更不说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感受、恰当评估先贤所为的意义。身处那样的环境,当事者本人亦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工作的长远含义。”正如刘老师所言,冯先生的原作再现,不仅是弥补了史料之缺,更重要的是给予当下的我们一个思考的契机。本书主张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植物科学绘画乃至所有生物科学绘画。植物科学绘画是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一种先天的本领,而科学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大脑智慧的产出。反具象、反科学、反传统都不是艺术的必须,因此,能够表达人类审美和追求的作品不应被拒在美术史的门外,反之,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应为双方都增加一个视角,同时在学科交叉、知识互通的今天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书名取“博物与艺术”,正包含了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