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上海民国记忆的佳作

    由上海市方志办、上海历史博物馆共同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全四册）在2019上海书展期间首发。它的出版，可谓是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大好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地方志与家谱、国史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其撰修的历史源远流长，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据查考，全国共有旧志8200多种，约12万卷，占全国古籍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明清两代尤多，合计有6000多种（其中，明代1000多种，清代5000多种）；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也不少，有1200多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两次大规模修志，前一次出现在1956-1960年期间，全国20多个省500多个县进行修志，虽然最终正式出版的不多，但留下了一批未定稿；第二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编印出版了许多志书，迄今仍在延续。

    就上海地区而言，方志修撰的历史同样悠久。众所周知，现存上海地区第一部地方志可追溯至南宋绍熙年间（1193年）的《云间志》。此后，历朝历代修志活动一直绵延不绝。姚金祥主编《上海方志提要》一书收集的上海地区志书共计1261种，其中旧志有397种（内含宋代8种，元代6种，明代59种，清代223种，民国时期101种），既包括府县志等地区志，也包括各种专志。作为记载区域内地情史事信息的“百科全书”“一方全史”，这些志书对于保存史料、表彰先贤、传承文化、资政育人、敦化风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皇皇四大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原为上世纪30年代柳亚子先生等上海通志馆同人为编撰上海市通志而撰修的稿本，记载的时间跨度从上海的溯源到1933年，其内容包罗宏富，举凡历史、地文、政治、党务、外交、教育、金融、宗教、学艺、社会事业等，应有皆有。就其价值来说，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搜集、整理、保存了大量上海地方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各种中西文图书、档案、报刊杂志、碑帖、统计数据等，资料十分丰富，且精心别择、剪裁允当。通志馆同人所撰著的志书，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进行修撰，严格区分征引资料和撰者自己的叙述、论断，而且在每编正文之后还附有参考书目，既便于读者查核复验，也为相关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索引。

    二是充分体现了地方通志所具有的“百科全书”特点。经整理后面世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共分25编，总字数约730万字。其中，内容完整或相对完整的有14编，存目11编。仅从内容完整或相对完整的14编来看，所涉甚广，从天文地质等自然地理到历史沿革、从行政机构变迁到党务外交、从教育宗教到学术艺术、从经济金融到社会事业等，无不尽有，充分反映了上海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尤其是开埠以后上海各个方面的变化沿革状况，堪称是一部上海全史。当然，由于部分志稿只有存目、尚无具体内容，还无法据此窥见上海历史变迁某些面相，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不过，我也注意到，整理者在“前言”中指出，现存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中存留有部分属于散失的11编范围的成稿，当时的报刊中也刊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衷心希望整理者能够继续不辞辛劳，将相关文献汇集起来，以收全璧之功。

    三是各编虽然主题不一、编者各异，其间的疏漏、讹误在所难免，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一些观点和论断亦不无可商之处，但就相关问题的研究来说，纲目分明，线索清楚，叙事状物，丽然并陈，且资料丰赡，原本就是造诣颇高的专题论著。这些论著在学术研究传承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某些专题研究还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一编在手，即可了解某一方面史事演进变化的基本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人若就上海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课题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通志稿》所载的篇目应是必读的学术文献，其所征引运用的资料则更应是必读和必用的基本史料。

    简言之，正如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通志稿》和上海市通志馆的馆藏资料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宝库”。因此，有理由相信，《通志稿》整理出版，对于拓展上海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催生新的研究课题、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志稿》的整理出版，实为嘉惠学林的一大善举，由此亦想到文化事业薪火相传和稿本整理工作之不易。《通志稿》是柳亚子、徐蔚南等通志馆前辈专家学者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作为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号召而设立的专门机构，通志馆自1932年成立后，就一直致力于上海通志的修撰事业，在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就按计划完成了上海通志的大部分编纂工作，洵非易事。非仅如此，围绕《上海通志》的修撰工作，通志馆还做了其他一系列地方资料的整理、汇编、出版工作，如编写出版《上海年鉴》（1934/1935/1936）、成立上海通社出版《上海研究资料》正续编、编辑《上海通丛书》《上海掌故丛书》、影印出版弘治《上海志》、创办《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3、1934年，共8期）、刊发相对成熟的部分志稿、编写上海年表稿等。这些工作，与修撰《上海通志》一样，对于保存上海地方史料、传承地方文化、推动上海历史研究，厥功至伟。

    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动荡，《上海市通志》的修撰工作无法克期完竣，通志馆也不得不中止，但通志馆同人留下了已完成或未完成的通志稿本和大量资料，更留下了一种为了文化事业传承而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通志馆作为一个专门修志的文化机构，在后来的时代变迁中虽然经历了复馆、改组、归并等变化，通志稿本以及馆藏资料的转移、保存、整理亦几经周折，但整理出版上海通志的理想从未磨灭，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从未完全中断。如今，《民国上海通志稿》的整理出版，不仅可以告慰柳亚子等前辈学者，同时这也意味着志书修撰事业的薪火相传和后继有人。

    与通志馆前辈学者当年多方搜寻资料、精心结撰通志所付出的艰辛虽然未必能够完全相提并论，但今人整理出版《民国上海市通志稿》亦殊为不易。从各编“整理说明”来看，整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对原稿情况作简要介绍之外，还考订了原稿编撰人员的身份信息，并根据各编原定凡例、目录、内容、校样以及前人校改痕迹，统一各编体例、调整篇目次序、酌定标题、订正讹误、核对注释、誊录参考书目等，既尽量保持各编的原貌，又进行必要的调整、编排、甄别、校勘、纠谬甚至删改等工作，务求尽善尽美。这些工作非常繁杂、琐碎，但对于通志稿的整理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通志稿》能够以目前的面目高质量问世的前提保证。其间，整理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