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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7月31日 星期三

    掩卷之思

    物与自然:中西博物学的两个面向

    张冀峰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7月31日   19 版)
    《西方博物学文化》,刘华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128.00元

        naturalhistory的翻译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在实际的使用中,“博物学”的出镜率远胜过“自然志”“自然史”和“博物志”,翻译问题在实践上已然不再是个问题。但在思想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概念作为思想的基石,翻译问题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故《西方博物学文化》开篇引言的第一节不得不先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该书不是用一节的篇幅去交代这个问题,而是用整本书去交代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全面理解了西方博物学文化,才能发掘出中西博物学文化的差异性,而只有充分对比两者的差异性,才能选出最为恰当的译法。

     

        诚如刘华杰教授所指出的,“全球范围对博物学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直接研究、评估中国博物学非常困难,主要是缺少必要的参考系”。相对来看,中西博物学都为彼此提供了从外部来审视的平台,只有在中西博物学的相应与相望中“互参”彼此,才能进而认识“博物学”这个上位概念。naturalhistory汉译的关键也正在于对这个上位概念的理解。通常关于naturalhistory的翻译问题集中在“志”“史”“学”的辨析上,这方面的讨论基本明晰,此处无需赘言。在此笔者试图立足于中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对比,通过辨析“物”与“自然”,指出为何倾向于“译之有物”——最好把“物”字译出来。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西方博物学给我们提供的是参考,而不是标准!不能把“西方博物学”与“博物学”等同起来。如果将nat⁃uralhistory译为“自然志”或“自然志”,进而在“自然”的名义下思考我国的相应文化,那么我们的《人物志》《长物志》《宣和博古图》《香乘》这些主题不完全属于“自然”或偏离“自然”,但又具有类似特征的作品应该如何理解呢?它们也属于观察、测量、分类、定名的成体系的知识传统,只不过其认知和审美的对象,不局限于自然物,而是拓展到了人文历史产物。将西方的naturalhistory译为“自然志”或“自然史”,就无形中对其上位概念进行了阉割,排除了其上位概念中非自然的成分。因此,笔者认为,naturalhistory⊆“博物学”且naturalhistory=“西方博物学”。

     

        总体而言,西方naturalhis⁃tory是面向nature的,而中国博物学是面向物的。《荀子·正名》里说:“物也者,大共名也。”物是最大的范畴,人、自然物、人造物等等都属于物,故中国博物学除囊括自然物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在中国博物学传统中,社会物与自然物是彼此镶嵌的,由于人们为自然物赋予了象征意义,因而自然物具有了社会物的身份。自然物常常反映、类比、预示着社会物,人们对某自然物的使用,除了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外,还要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其次,在中国博物学传统中,技术物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中国发展出了璀璨的技术文化,技术物起到了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在中国博物学传统中,历史物也被纳入到博物的视域中,博物学和历史学这两个传统或说两种学问竟然交叉在一起,这一点尤为殊特!中国自古特别注重历史,知识阶层崇古尚古,对“前朝风物”有浓厚兴趣,古代金石学最能反映这一维度。

     

        西方博物学面向自然,中国博物学面向物,各自视域下对“人与自然”的理解是不同的。“人与自然”在西方博物学视域下是人与“大自然之自然”,在中国博物学视域下是人与“自然而然之自然”。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是不是一种自然呢?造物、制器、开山、治水,人为干预大自然的进程是不是一种自然呢?我们不仅生存在自然之中,还生活在社会历史之中,除了接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接受前人和同类的“恩赐”,社会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社会是人的第二“自然”。

     

        人类从自然中发展出社会,进而创造出文明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分离乃至隔离,能动性地创造出比大自然更稳定、更易于基本生存的人工环境。人类在自然规律之外,创造出了人类的规则,于是人类从受自然规律的束缚,变成了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的双重束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规则的束缚逐渐成为人类的主要束缚。现代都市生活压力很大、节奏很快,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暴雨后的停电反而给人以喘息,使人暂得久违的轻松和自由。“停电体验”其实并非真正的重返自然,而是意味着社会规则的短暂松绑。人们游山玩水也同样如此,那种愉悦和放松,既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体验,也出于对社会环境的逃离。

     

        在自然和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回归大自然”是我们的美好企望,这当然很有意义,但我们不应忘记先民自然状态下生存的艰辛,不应矫枉过正地认为大自然就绝对美好,想想自然灾害吧,马上能将我们对自然的热爱转变为对自然的敬畏。我们需要慎重反思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大自然?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回归自然或大自然?人类究竟该把自己摆在怎样的位置上?最核心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人与内在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类如何理解自身限度,约束自身行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做到自然而然。

     

        博物学作为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古老智慧,在今天有着特殊的背景,《西方博物学文化》开篇就指出了“人类世”这一特殊的背景,今天的自然已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社会化的自然。博物学实践的空间是“自然与社会的分形边界地带”,“在社会化的自然环境中观察自然、体验自然,是当今复兴博物学的重要目标指向”。故“新博物学”具有双重自然体验的蕴含,具有双重问题意识和双重解放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西博物学的对比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简单勾勒,事实远比描述更复杂,但把握典型突出对比,先形成一种总体的印象,进而在更细致的研究中不断丰富不断修正,仍不失一种有价值的“启发装置”。《西方博物学文化》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博物学文化的研究也要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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