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资料性·文物性

    《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收入魏巍、贺敬之、李瑛、屠岸、野曼、鲁煤、雁翼、刘章等百余名诗人和诗歌研究者、教育者写给诗人王学忠的信，编著者给每位书信撰写者配有“书人小传”，在有的书信后面还根据需要配有“注释”“书人与诗人”，每封书信的后面都有原件的复印件，可以说这是一部很别致、很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资料性甚至文物性的书。

    说《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具有学术性，这首先表现在众多来信对王学忠这位著名诗人的诗歌进行了准确、深入的评点。刘章在给多人写的关于王学忠诗歌的推荐信中写道：“学忠是摆地摊的，他对当代平民才有真体验，他的一些诗是老百姓的诗，是真诗，是现代诗。”刘章肯定王学忠的诗是“老百姓的诗”，是抓住了王学忠诗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徐淙泉在信中对王学忠的诗总结了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我能看得懂，我也喜欢看不很懂的诗，但看得懂的并非没有好诗……二是正如序者所说，你的诗是写给善良的人的……第三，从您的诗中，我看出您是一个善良、正直、诚恳、朴实的人。”徐淙泉这里说“看得懂”是指王学忠诗的形式，说“是写给善良的人的”是指王学忠诗的内容，第三点则是由论诗而论及诗人，这样对王学忠的评论就显得相当全面了。何来在信中写道：“而你，因为自己就在生存的地平线上摸爬滚打，对生活的逆境和命运的重轭，有更为具体深切的体验和感受。很显然，你写的大都是打动过你的心灵的东西，因此，你的诗往往也具有打动他人的力量，可以唤起人们更多的同情心、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对社会人心大有好处。”何来这里的重点是探寻、分析王学忠为何会写出这种具有“打动他人的力量”的“老百姓的诗”，即寻求王学忠创作的内在原因。

    我们说《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一书具有学术性，其次是表现在不少信件发表了对诗坛现状的有针对性、有深度的分析和看法，颇能给人以启发，颇能引起人们的思索。马德俊在信中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些所谓诗人只重视玩弄花哨的文字、扑朔迷离的意象，但是内容苍白，与芸芸众生相去甚远，这种故弄玄虚的诗不仅读者读不懂，甚至诗作者自己也讲不清楚究竟写了一些什么。这类诗大大败坏了读者胃口，而且败坏了诗的名誉。”当今这种“故弄玄虚”的、“苍白”的诗我们确实见得不少，马德俊的批评可谓深中肯綮。杨啸在信中分析说：“这些年来，诗坛上不断刮过一股又一股风。越刮越使得诗脱离了人民，越刮越使得诗脱离了读者。诗，越来越成了某些人玩文学、玩深沉的鬼把戏。”这里对“脱离了人民”“脱离了读者”的诗的批评，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很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何来在信中批评道：“前些时候，有不少人在那里鼓吹什么‘贵族精神’，言必称‘大师’，而对‘贵族精神’‘大师’之类的理解和阐释，又比较偏狭肤浅，在浮躁的风气下，就很容易把盲目的诗爱者引向衰微。”这里对“贵族精神”、对“大师”的批评很为准确和尖锐，很有分量。

    我们说《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一书具有学术性，再次是表现在不少信件发表了对于诗歌特征和特点的精当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上升到了诗学的层次。贺敬之在信中明确写到“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判者”这个“命题”“尽管当时以至今日也还有人对此不予认同，而作为人民文艺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所具有的真理性却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已做出了证明，你的诗歌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正面反应又提供了新的例证。”魏巍在来信中说：“我们写诗，爱诗，但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剑，当作武器，用它来为亲爱的阶级兄弟说话，为他们的命运搏斗，为他们忠实地服务。”魏巍这里关于诗的意义、价值和作用的阐述在今天是颇有新意的，很值得我们注意。段宝林在来信中写道：“对您的希望是坚持正确方向，抒时代之激情、人民之真情，学习民歌与古诗、洋诗精华而活用创新，不断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好诗来。”段宝林这里实际谈了对诗的较为全面的看法：首先是写诗要有“激情”“真情”；其次是要学习民歌、古诗、洋诗并“创新”；再次是诗的感染力是“惊天地”“泣鬼神”。

    我们说《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是一部具有资料性甚至文物性的书，是因为诗坛百家写给王学忠的信全部是手书（绝大部分写于2002年至2015年的十三年之间，总计有四百余封），所有手书信件的复印件全部收录在书中，在电子邮件、短信、微信十分发达的今天，这样手书的信件是十分稀少、难得的了，这部书的资料性甚至文物性正是表现在这里。捧着这部书，我们可以细细地阅读书信的内容，也可以只欣赏、把玩字体不同、书法各异的书信复印件，我们是可以从中获得难得的审美享受的。

    《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文星编著，团结出版社2018年出版，定价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