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回彻底的“学究”

    记得初中时第一次读《水浒传》，里面有个吴用，“字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于是深深记住了“学究”二字。本科时读鲁迅，发现鲁迅也提到“学究”，但另有深义存焉。

    1933年，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在鲁迅眼里，有关中华民族下一代的工作，特别是从事儿童教育与从事“熏陶”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儿童“用书”工作，其功绩都是可比大禹治水的。鲁迅所说的儿童“用书”，自然包括儿童文学、儿童读物与儿童教材。数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这段话时，直使我读得热血沸腾：从事儿童文学，竟然是一件可比大禹治水，而且其“功德”还不在大禹之下的“伟大”工作！

    正是受到鲁迅——我们这位绍兴老乡与先贤的这种思想精神的影响与鼓励，我将自己数十年间的精力、思考与智慧主要奉献给了鲁迅所说的儿童“用书”工作——但不是为儿童写书、编书，而是研究如何“为儿童写书、编书”及其历史的“真正的学究”式的工作，虽然寂寞，冷清，但一想起鲁迅的话，却也是自得其乐。历时数年完工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即是我最新一项“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的“学究式”工作的成果。

    屈指算来，这一工作最先始于1996年，当时我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的论证方案，设计了《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纪事》，搜集整理自1977年以来的历年儿童文学重要事项。该项目的结项成果《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于2004年1月出版，因而纪事一直写到了2000年。自此以后，我一直注意收集积累儿童文学编年纪事的文献素材。

    文学编年史是记叙文学的历史，是文学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运用“编年”体例编撰文学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稍早有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陈文新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近几年则有于可训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2006），张大明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2007），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201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三部编年史著作，即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卓如与鲁湘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和张大明的《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等。这些编年史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丰富现当代文学史史料，深化现当代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年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导引路线图，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如今，我所做的这一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则是将目光锁定在一点：儿童文学。

    我曾在一篇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中提出：“由于文学史是介于‘美与历史’之间的研究，文学史作为历史，又必须体现出文学史研究者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视野，包括知识考古与文献积累。研究儿童文学史还与研究者自身的儿童文学观与审美观尤其是与‘儿童观’密切相关，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史同时还与研究者自身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信联系在一起。”《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撰写过程，正是我对以上问题的逐渐认识、把握、实践的过程，也是对我的中国儿童文学知识考古与文献积累的盘点、清理与丰富的过程。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起自1900年，止于2016。1900年，梁启超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拉开近代中国醒民育人的大幕；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了一个让全世界仰视的高度。将这样两个标志性的文学史事件作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起止节点，这是否是历史逻辑选择的必然？经过百余年来五代作家的艰苦奋斗与智慧创造，今天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考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前世今生，尤其是近百年以来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精神史意义的课题。

    撰写文学编年史是一项十分繁琐、具体而又极化时间、精力的工作，对于当年的纪事需要随时留心跟踪记录，对于以往的纪事则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时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表述，则需对照多个出处，寻找到最准确的记载。我数十年来购买、积累的四壁图书，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更依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的图书资料，虽说不上“皓首穷经”“焚膏继晷”，但个中的艰辛、磨砺，如同老黄牛般的埋头伏案，冷暖自知。

    前不久看到一位学者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如此一行文字：“文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是严格、规范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翔实、丰厚的资料整理，还可以是灵动、精彩的札记随笔。”《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显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资料整理”，是否做到了“翔实、丰厚”需要由学界与读者来界定，但这是我的一项完全的“学究”式工作，做了一回彻底的“学究”，则是应当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