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要受过西方文学影响吗

    北京有个年轻学者，做一个课题，研究当代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先提出几个问题，我已回答了，见我答的还行，又提出几个小问题。先前我都是配合着说，这次不打算配合了，想说几句自己想说的话。

    上次的提问中，有一问，我就不好回答。说你的写作，是否受到某位中国作家的影响，与此同时该作家又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比如胡适。我知道，这一问最好的回答，是顺着他的意思说下去。直愣点，就说是胡适，谁都知道，胡适喜欢看一种小说体的人物传记，也鼓励朋友们写自传，他自己也写过自传，虽说不怎好，可毕竟是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大师嘛。乖巧点，可以避开胡适，比如说受了徐志摩的影响，他毕竟是留学美国，又游学英国，称得上是中西兼通的学人。我的回答，说是我看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的序言还是后记，记住了朱先生说的，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灵魂。因此在《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里，特别留心人物的对话。这样的回答，是事实，也照应了问话里的“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之说。可是，我就是没有看过《张居正大传》，没见过朱先生的高言谠论，稍微想一下，还想不通这个道理吗？

    中国旧文学里，就有“声口逼肖”的说法，民间也有“闻其声而知其人”的说法，这个道理想通了，还能不知道对话在人物传记里的重要吗？就是什么书都没读过，“开口见人心”，总是寻求心迹的一个便捷之径吧。

    这次提出的第二个小问题是，性是西方传记的重中之重，它是情节的枢纽，也揭示传主的性格。说我在《徐志摩传》中进行了大胆尝试，问这种动力是直接来自西方传记，还是西方总体文学（以小说为主）给了的启发。我知道，这是在夸我，夸我在《徐志摩传》里，精确地推勘出，徐志摩与陆小曼初识之后，在松树胡同新月社俱乐部的正房里，哪一天夜里，突破了男女之间的大防。书里，我给出的确切日子，是1925年1月19日，当天晚上的酒宴之后。我所以做这样的推勘，全是兴趣使然，我觉得，研究一个人物，研究出了这样的事情，怪有意思的。这一点，可说是整部传记中，我的一个小小的得意。其时，我并不知道当今西方，传记文学潮流浩浩荡荡，性竟是重中之重。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越是细碎的考证，越能见出考证者的功力。仅此而已。

    如果非要做深一层的探寻，我也可以说，是徐志摩的话，开了我的心窍。

    1928年春节之际，他称了自己的体重，留下了记录，小曼也留下了记录。也就在这几天，他写下几句人生感言。其中说：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这话太精辟了。说这话时，徐对陆，已厌恶到了顶点。那么，返回来，我们也要看看，他当初的爱，到了顶点是什么样子。这就必须寻找到那个动作的现场。彼时小曼乃是有夫之妇，其夫王赓还是徐的朋友。那就要追究一下，到底是那一天晚上，徐陆两人突破了男女之大防，徐突破了朋友之妻不可妻的界限。这一切，对一个也还会写文章的人来说，不全情理之中吗？

    我相信，对这样的回答，那位先生不会多么的满意。他要寻找的是，当代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轨迹。这么说吧，人的灵性，是相通的，其高低的差别，微乎其微，关键在于，是不是能低头一想，是不是有个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今世的凡人，与古代的圣贤，没有大的差异。灵光一闪，且捕捉得住，中土的文士，纵然资质平平，那一瞬间的聪慧，也抵得过大洋彼岸的先贤。庄子说，道在屎溺，并不是说屎溺里夹着个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是道，而是说聪明的人，善于思索，从屎溺里也能推勘出圣洁的道来。

    古今中外，一个个聪明的头脑，如同群山连绵，起伏奔涌，彼此会比个高低，也会深情地呼应。当呼应起来，是难以比个高低的。李白有诗《独坐敬亭山》，后两句为，“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有人说是李与山相看，也有人说敬亭山是两个小山，你看我，我看你，从不相厌。我倒是同意这后一个解释。在我看来，中西文学，也像这敬亭山的两个山峰一样，相看两不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