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导演,对色彩自然是敏感的,所以,彭小莲将她的随笔集命名为《记忆的颜色》。
《记忆的颜色》由四个中篇随笔组成,所记录的人和事都与作者有所关联,点滴记忆汇聚成册,构成一部有色彩、有温度的小书。这些故事通常不会被写进历史,但它们是构成历史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我是在青少年时代知道“黄宗英”这个名字的,还看过她的电影,也知道《武训传》受到过严厉批判,知道主演武训的是赵丹,知道黄宗英出演过其中的角色。曾经检索过批判《武训传》的相关材料,至今仍然无法理解此片挨批的道理何在——尽管并不需要我们理解:1953年时,政治空气并不紧张,今天来看,电影内容也无拂逆之处,但批判嗓门之高,实在出乎意料。直到2012年6月,此片才被允许重新放映。时隔61年,彭小莲去看望已经高龄的黄宗英,从她表情上“依然读到‘恐怖’”。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结果是:1952-1954年三年间,中国电影的产量不到二十部。拍什么?怎么拍?中国电影人手足无措。
《胶片的温度》记录的正是胶片时代电影人对电影的态度,执着地追求每个细节的完满,苦难与理想并存,中国电影的沧桑曲折尽收眼底。
《书斋外的学者》说的是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的人生颇为传奇,他一生坐过四次牢,国民党的、日本人的、共产党的,都被老先生坐全了,这在文化界大概也算得上“佼佼者”了。其中以涉胡风案时间最长,竟然长达25年——四分之一世纪,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55年5月13日胡风被捕,16日贾植芳被捕,十二年刑满之后,又继续“劳动改造”了十三年。他与胡风是“纯粹朋友”关系,从未参与过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事务。令人心生敬意之处在于,他没有写过一个字的黑材料,并且始终认为胡风“对文艺有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提意见,手续是合法的”。耿直与仗义由此可见。
贾先生堪称大学问家,却不以书斋为荣,自认“不是书斋里写文章的人”。不论是在书斋里还是在书斋外,真正可贵的是风骨和性情。
与黄宗英、贾植芳不同,《记忆的颜色》中的爸爸先生是正宗的老革命,性格上也拥有老革命的标准配置:严肃、勤恳、执拗、不徇私情。即便如此,正如彭小莲所说的那样:“红颜色突然从颜料管子里裂开了,喷的整个世界都是,整个世界被染得通红通红。”这喷射而出的更是红色烈焰,烧毁了秩序、道德、伦理。在极端年代里,这个老革命从领导岗位翻身跌进“牛棚”,子女们免不了受到牵连成为“落水狗”“狗崽子”。
爸爸的夫人是扬州“何园”分出来的一支,14岁时参加了新四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却因无法说清与家族的关系以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造反派们也没有放过她,导致病情两度复发。革命的烈焰毫不留情地吞噬着世界,包括自己的子女。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篇《幸福路上的角落》,视角与前三篇有所不同,对一间盲人按摩店往来客户的缤纷履历进行了一番意识流般的扫描,往事的沉痛,现实的酸辛,颇为感人。几个不同时代的小故事,构成斑斓画面,即生动又沉重。
记忆和健忘都是人之本能,只有具有反思性的记忆才是有价值的,才会让我们正视自己的生活。彭小莲的这部随笔集正是带着她对往事的反思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又如何创造未来?且以作者的封底弁言作此小文结束:“人,原来需要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明天,没有记忆的生命似乎就看不见最后的归宿: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曾经落入迷茫,现在敢于重新捡回记忆时,就是我们敢于挑战自己脆弱的勇气,生命因此变得强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