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亡，实亡于报馆”

    李礼兄作为法学博士，又是《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近年来对新闻舆论史发生兴趣，将目光扫到了现代新闻业的出发点——晚清，在2017年出版了专著《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颇受学界关注。

    麦克卢汉称，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陶湘称，“清之亡，实亡于报馆”。孙中山亦言，“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

    清季，所谓千年变局。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被抛于体制之外，此时，现代报刊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李礼在书中称，“近代媒体精英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在此种借用中，传统士人对自身力量进行加持，而不再依托于古典的沟通权力，进而在此过程中，开始构建和形成帝国新的公共场域。传统士人找到现代报刊这一工具后，开始寻求通过舆论影响来改变社会，“以辅成国家政事”，“开官智”。

    虽然，最初寄身报馆似乎并不光彩，“精英”二字更无从谈起。也虽然，相对于此后史量才们发达的商业媒体，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采编规范甚至是经营能力，还远未合格。但群体多元、形象多义、身份驳杂的晚清报人们还是踉踉跄跄的走进了历史，由此开始，从体制内的“清议”转向报刊这一表达权力的新通道，并且这些新报人们发现，这一渠道赋予他们的权力空间更大。

    按李普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去了解。

    这一时期，伴随着太平军席卷江南，当然有王韬们的投机与流离。但在王韬们哀叹“北来庾信已无家”的同时，江南士绅们也开始涌入城市，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市民”。而这一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被动过程之中，无论是王韬还是江南士绅们，都没有“饥寒阅岁华”，而是在现代媒体的发展中，开始通过新语汇的形成，逐渐改变了社会土壤。

    媒体的权力来源于对社会和周围意义的理解、传达与解释，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世界，引导公众，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于公众的引导。晚清这一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方图籍的译介，使人知世界而不仅知华夏；其二，则是报刊对“新语义空间”的建构，比如，对于“国民”等新词汇的使用，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臣民”社会的瓦解。

    戊戌之后，梁启超一度如丧家之犬。但是当他1912年11月13日自日本回国，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之后，他应该惊讶于，“阵容豪华的欢迎队伍里，不仅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还包括革命领袖黄兴。当月28日入京后，拜会舆论巨子梁任公成为各界时髦之举。梁启超赴会19次之多，成为京城一大奇观。持续的热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时梁启超才能如此直观的感受到，流亡期间《清议报》每期数千册、《新民丛报》每期多达万余册的影响究竟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思想和不同政见的报纸经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经由知识人群广为扩散，纸上之人已成为举国敬仰的对象”。

    而时下，报刊登陆中夏的百年之后，又一轮的媒体变革跌宕其间，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阶层正在形成，一方面，传统媒体从业者们正从凛冬将至的担忧之中感受到彻骨之寒，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拥有者分明感到了从旧体系中分享权力的早春气象。一边是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借助网络，新的表达场域正在形成。

    在《转向大众》的背后，我仿佛看到百年之前的言论巨子，迎风而立，叩响新的时代的门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