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本小书，虽然算不上主要的写作成果，却反映了笔者的另一种心向，——正好比在紧张研究的间歇中，突然推开了书房的哪扇门窗，而心情也随之迈了出去，一步跨入了噪杂纷扰的尘世，讨论起哪种具体社会问题来。

    实际上，类似这种夺门而出的动作，也已持续过几十个年头了。而由此，收集到这里的文章，自1988年到2016年，也就标出了相应的时间跨度。尽管越到人生的这个时刻，我就越不愿意随口讲出，自己是写着写着就“变老”了，但毕竟，一旦来集中浏览这部校样，还是很容易从中分辨出，哪里已是“昨日之我”，哪里则是“今日之我”。也就是说，虽说自问血性还照样存在，还远远没有变凉变冷，还远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可心气总还是默默地有所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虽说篇幅较小，可它的容量却未必就很小，浓缩着很长的一段生命历程。

    当然，反映在文章中的这种变化，除了生命时间的正常推移，也有它所遭遇的不那么正常的外因，那就是外在语境的渐次变冷，就像江河经过“解冻”之后，却重又看到了白花花的冰面，即使那冰层还没有那般厚实，那般严丝合缝。可反过来说，也正是冲着日趋硬化的语境，就更会从心头油然生出忧思，无论那思绪是可以直接发表，还是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发表，或者只能换个委婉的说法发表；要不就是根本不能发表，甚至都不好公开地谈论。——无论如何，这种打心底绵绵而生的思绪，总是想摆脱也甩不掉的。长期以来，自己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入睡，也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醒来，更不要说那些醒来就记不清、却觉得更加可怕的梦魇了。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早期海德格尔所刻画的，忧思对于我这个“此在”来说，实在是伴随自己生命始终的、乃至作为自己生命表征的本质特点。

    也正因为这样，今番重读收集到这里的文字，尽管已过去了很多时日，就还总还能回想起当年的激情。无论外在的情势如何变异，正如那副有名的对联所说的，对于“风声、雨声、读书声”，总要充满警觉地“声声入耳”，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也总要由近及远地“事事关心”。——这才属于一位读书人的分内事！而说到底，出资供养他的这个社会，也只有从他经年不息的忧思中，才终究能体验到他的价值，甚至，也体会到当初去供养他的用意。此外，如果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华世界，并没有错上加错地一味沉沦，倒总能从一败涂地之余又迎来喘息之机，那首先也正要归因于，从这个世界的内部、深处或底层，总是涌动着这种遏止不住的忧思。

    这也就决定了，虽说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有时只是应着记者的随机漫问，而偶发地回答某个特定的问题，但在这本书中一以贯之的，却总是长存于自己心中的、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忧思。如果说，作为长期任教于北大、清华的教授，自己难免先要操心本职的工作，由此本书中的不少篇幅和精力，都首先要去针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那么，只要来访的记者向我问起，就会发现自己还对其他问题，哪怕是向未涉猎讨论过的问题，也都潜存着由来已久的忧虑。——从深层的道理来讲，《礼记·大学》中那个经典的“同心圆”，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构成了不断扩充的认同基础，也构成了不断扩张的操心范围，所以一位儒者从“近思”走向“远虑”，而终究要达致“心忧天下”的境界，这从来都属于不可逆的心理发展过程。

    即使后来从北大调到了隔壁学校，来恢复这里具有厚重传统的清华国学院，学术上的背负无疑是更加沉重了，可内心的忧思却未有也丝毫减缓。恰恰相反，正是在收集在这里的文章中，我倒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大声疾呼，儒学是应当同样具有批判力度的，它完全有理由基于自身的价值关切，建立起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去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暴露与批评。要知道，当年的孔子并非只在一味地“信而好古”，与此同时他还是从事“当代研究”的。所以，要是在我们心中还潜藏着愤怒，那愤怒也应当是根底深厚和其来有自的，是具有中国风度和针对中国问题的，而不能只是照搬伯明翰学派的，或者简要地说，我们总不能连愤怒都是从国外舶来的。

    还应当交代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或大部分篇幅，起初都是写给《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也有少量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章上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份附加的周刊，其篇幅相对开阔一些，足以容纳我较为展开的论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个敏锐的纸面媒体，总是鼓励学者去涉猎社会问题，甚至有意地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激发。事实上，往往正是他们向我讲述的社会问题，才转移了我当时的注意方向；否则的话，即使是日日在与“忧思”为伴，可书斋式的生活毕竟会牵引自己，去专门忧虑那些更加“学术化”的难题。

    最后还要再来强调一遍，不管这些忧虑带来过多少痛苦和困扰，遭遇到多少失语的抑制，如能从更加长远和超拔的眼光来看，则它们无论对社会的个体还是整体，都更属于智慧的资源和珍稀的财富。正因为如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身边这些北大或清华学生的忧虑，首先就在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忧虑，尤其是学会去忧虑“身家之外”的高远事情。而反过来说，一旦他们从这里接过了这种忧虑，我们的“薪火相传”的教育使命，也就差可算是接近完成了，终于有人要为这个文明再去操心了。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从《诗经·黍离》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截出“谓我心忧”四字来为本书点题时，深层意指毋宁更落在此诗的后一句上，那正是重复了三遍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而我不得不承认，暗自鸣叫于心中的这些微茫的指望，无论能不能真正而最终地落实，在看过了前代或同侪的全部出息之后，也就只有寄托在那些“忘年”的年轻朋友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