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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3月28日 星期三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序我的这本小书

    刘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3月28日   16 版)
    《谓我心忧》,刘东著,海天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39.00元

        这本小书,虽然算不上主要的写作成果,却反映了笔者的另一种心向,——正好比在紧张研究的间歇中,突然推开了书房的哪扇门窗,而心情也随之迈了出去,一步跨入了噪杂纷扰的尘世,讨论起哪种具体社会问题来。

        实际上,类似这种夺门而出的动作,也已持续过几十个年头了。而由此,收集到这里的文章,自1988年到2016年,也就标出了相应的时间跨度。尽管越到人生的这个时刻,我就越不愿意随口讲出,自己是写着写着就“变老”了,但毕竟,一旦来集中浏览这部校样,还是很容易从中分辨出,哪里已是“昨日之我”,哪里则是“今日之我”。也就是说,虽说自问血性还照样存在,还远远没有变凉变冷,还远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可心气总还是默默地有所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虽说篇幅较小,可它的容量却未必就很小,浓缩着很长的一段生命历程。

        当然,反映在文章中的这种变化,除了生命时间的正常推移,也有它所遭遇的不那么正常的外因,那就是外在语境的渐次变冷,就像江河经过“解冻”之后,却重又看到了白花花的冰面,即使那冰层还没有那般厚实,那般严丝合缝。可反过来说,也正是冲着日趋硬化的语境,就更会从心头油然生出忧思,无论那思绪是可以直接发表,还是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发表,或者只能换个委婉的说法发表;要不就是根本不能发表,甚至都不好公开地谈论。——无论如何,这种打心底绵绵而生的思绪,总是想摆脱也甩不掉的。长期以来,自己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入睡,也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醒来,更不要说那些醒来就记不清、却觉得更加可怕的梦魇了。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早期海德格尔所刻画的,忧思对于我这个“此在”来说,实在是伴随自己生命始终的、乃至作为自己生命表征的本质特点。

        也正因为这样,今番重读收集到这里的文字,尽管已过去了很多时日,就还总还能回想起当年的激情。无论外在的情势如何变异,正如那副有名的对联所说的,对于“风声、雨声、读书声”,总要充满警觉地“声声入耳”,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也总要由近及远地“事事关心”。——这才属于一位读书人的分内事!而说到底,出资供养他的这个社会,也只有从他经年不息的忧思中,才终究能体验到他的价值,甚至,也体会到当初去供养他的用意。此外,如果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华世界,并没有错上加错地一味沉沦,倒总能从一败涂地之余又迎来喘息之机,那首先也正要归因于,从这个世界的内部、深处或底层,总是涌动着这种遏止不住的忧思。

        这也就决定了,虽说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有时只是应着记者的随机漫问,而偶发地回答某个特定的问题,但在这本书中一以贯之的,却总是长存于自己心中的、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忧思。如果说,作为长期任教于北大、清华的教授,自己难免先要操心本职的工作,由此本书中的不少篇幅和精力,都首先要去针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那么,只要来访的记者向我问起,就会发现自己还对其他问题,哪怕是向未涉猎讨论过的问题,也都潜存着由来已久的忧虑。——从深层的道理来讲,《礼记·大学》中那个经典的“同心圆”,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构成了不断扩充的认同基础,也构成了不断扩张的操心范围,所以一位儒者从“近思”走向“远虑”,而终究要达致“心忧天下”的境界,这从来都属于不可逆的心理发展过程。

        即使后来从北大调到了隔壁学校,来恢复这里具有厚重传统的清华国学院,学术上的背负无疑是更加沉重了,可内心的忧思却未有也丝毫减缓。恰恰相反,正是在收集在这里的文章中,我倒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大声疾呼,儒学是应当同样具有批判力度的,它完全有理由基于自身的价值关切,建立起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去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暴露与批评。要知道,当年的孔子并非只在一味地“信而好古”,与此同时他还是从事“当代研究”的。所以,要是在我们心中还潜藏着愤怒,那愤怒也应当是根底深厚和其来有自的,是具有中国风度和针对中国问题的,而不能只是照搬伯明翰学派的,或者简要地说,我们总不能连愤怒都是从国外舶来的。

        还应当交代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或大部分篇幅,起初都是写给《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也有少量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章上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份附加的周刊,其篇幅相对开阔一些,足以容纳我较为展开的论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个敏锐的纸面媒体,总是鼓励学者去涉猎社会问题,甚至有意地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激发。事实上,往往正是他们向我讲述的社会问题,才转移了我当时的注意方向;否则的话,即使是日日在与“忧思”为伴,可书斋式的生活毕竟会牵引自己,去专门忧虑那些更加“学术化”的难题。

        最后还要再来强调一遍,不管这些忧虑带来过多少痛苦和困扰,遭遇到多少失语的抑制,如能从更加长远和超拔的眼光来看,则它们无论对社会的个体还是整体,都更属于智慧的资源和珍稀的财富。正因为如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身边这些北大或清华学生的忧虑,首先就在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忧虑,尤其是学会去忧虑“身家之外”的高远事情。而反过来说,一旦他们从这里接过了这种忧虑,我们的“薪火相传”的教育使命,也就差可算是接近完成了,终于有人要为这个文明再去操心了。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从《诗经·黍离》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截出“谓我心忧”四字来为本书点题时,深层意指毋宁更落在此诗的后一句上,那正是重复了三遍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正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而我不得不承认,暗自鸣叫于心中的这些微茫的指望,无论能不能真正而最终地落实,在看过了前代或同侪的全部出息之后,也就只有寄托在那些“忘年”的年轻朋友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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