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外籍教师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校大凡外语类专业本科生，都曾受业于外籍教师。对外语生而言，外教的角色往往是中国教师所无法替代的。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们作为母语的外语能力上，更反映在他们的处世之道与思维方式上。他们身上——从抽象的世界观到直观的举手投足间——无不蕴含着异质文化的元素。而接触、了解异质文化则是外语生的“必修科目”。

    改革开放头几年，我国高校尚未普遍实行长期聘用外国专家的做法，校园里难得见到外教的身影。而我作为一名79级俄语专业本科生却很幸运地在三年级迎来了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位外教——刘妮娜老师。在我的记忆里，刘老师中等身材，体型微胖，佩戴一副粗框眼镜，十分注重仪表打扮；虽已年近60，但走路时身板挺得笔直。她教我们高年级俄语口语课，尽管只上了一个学期，课下也未曾与我有过单独的交流，但她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课堂上，刘老师不仅纠正我们口头表达时的语言错误，改进我们的言语质量，更注意培养我们的情景会话能力。我们使用的是苏联出版、国内翻印的口语教材，其中有一课的话题是“做客”。上这一课时，刘老师索性将课堂搬到了她的家里——让我们全班到她家里做客。按照教材中的做客礼仪介绍，去俄罗斯人家里做客时，客人送给女主人的礼物多为鲜花，且只能送奇数花朵的花束。那时南京街头几乎还未出现花店和售花亭，班上有个无锡籍的“楞头小伙”在前一天不知从哪里采来了一束野花。做客那天，当我班女同学把这束没有任何芳香的野花献给刘老师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反应镜头”：她接过花束，“深情地”闻了闻，并煞有其事地说道：“好香啊！”具体的上课情景及内容，我早已淡忘。但我清晰地记得桌上铺着的带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台布和摆放着的俄式茶具。上课结束，我们出来时发现她丈夫站在单元门口翻看着报纸，想必他是为了不打搅我们上课，才未入家门的。

    除了这一次，刘老师还带我们去玄武湖公园等地上过情景会话课。顺便提一句，我后来也曾屡次见到我校的英语外教带着学生们围坐在草坪上进行“座谈”的情形。将口语课堂设在户外——似乎成了外教上课的一个亮点，这种不拘形式的上课方式有时会收到出乎意料的奇效。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她却选择了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或许从我的另一位外教的传奇人生中可以探知一二。这位外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先生的夫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李莎教授（1914-2015年）。（1991年我考入北外俄语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在第一学年，李老师曾给我们上过几次课。）他们是1936年在苏联结的婚，1946年她追随丈夫来到中国。60年代她曾面临“要么与李立三离婚”，“要么加入中国籍”的抉择，最终她为了爱情和孩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她说：“与亲人的离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与我的丈夫、女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会与他们分开的。”尽管在“文革”期间她经历了8年的牢狱之灾，尽管她丈夫已于1967年去世，而她9年后才得知这一噩耗，然而她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用她的话说，“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李莎老师，还是刘妮娜老师——这两位俄罗斯女性都是十分令人敬佩和尊重的。

    听一位年长的同事说，刘老师1986年曾带大儿子回吉尔吉斯共和国探过亲，此行改变了她对苏联原有的美好印象。其时我国的开放改革形势如火如荼，经济发展已呈欣欣向荣、生机盎然之景象，而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国力不济。这恐怕也是刘老师选择在中国安度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关于刘妮娜老师的印象似乎只是零星碎片，但它们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时时闪烁出绚丽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