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他曾是个国王！”

    很多权威文献仍将路易十六描述为反对和镇压第三等级的“暴君”，而《路易十六之死》则赞同加缪的看法：“把集体杀害一个软弱而善良的人，当作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丑事。”

    时至今日，路易十六始终以颇为模糊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记录或文艺作品当中。透过封面和彩页上的数帧画像，人们能依稀窥见一位“温和敦厚的国王”（前言）的大致相貌。纵使眼角塌陷和高度近视使这位胖乎乎的国王显得浑浑噩噩、宛在梦中，可就连格外瞧他不上的茨威格都不得不承认，路易的整个面庞“十分和谐，既透露出威严的丰采，又给人以好感”（茨威格：《断头艳后》）。而不管革命小报如何对所谓“皇室阴谋”大肆渲染，马拉式的狂热分子如何不负责任地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后世的历史学家又是如何沉浸在阶级观念的幻觉中无法自拔，进而塑造出一位两面三刀，勾结外国君主，随时准备着号令三军血洗巴黎的残暴君主形象，历史上的路易十六其人，事实上从未下令镇压大革命。就连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频遭暴民威胁时（先于凡尔赛，后于杜伊勒里宫），他还吩咐忠心耿耿的瑞士近卫队不要主动开火，以免伤及无辜。当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再也捏造不出令人信服的罪状，也无法依据任何现有法律为其判决正名时，嗜血的“断头台大天使”圣茹斯特声嘶力竭的所谓“依据”，听起来如此荒诞：“他之所以该被处死，不因他做了什么，只因他曾是个国王！”（292页）

    巴士底塔楼上的革命者振臂一挥，引来无数英豪。他们堪堪与路易十六互为对照：“不可腐蚀的”罗伯斯庇尔，平生萍踪浪迹、眠花宿柳的米拉波，“宁可牺牲一百万人”以慰其雄心壮志的拿破仑，一身正气的美国革命英雄拉法耶特，各自嘴脸无一不清晰过国王那始终犹疑的容颜。而路易的“犹疑”来自他的不解：他也曾熟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亦深知法兰西之文明与富庶远胜邻国；大革命前法国人口几近三千万，相当于同期英国本土、西班牙和普鲁士的人口总和；整个十八世纪，法国人均收入始终在增长，农工商业、航运和国际贸易皆十分发达；间歇性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乃至美国战争造成的巨大赤字都无法为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一个解释（Jonathan Israel：RevolutionaryIdeas）——路易自然难以相信，注定迎来灭顶之灾的，竟会是开明程度远胜腓特烈、玛丽亚-特蕾莎和叶卡捷琳娜的法国王室。有一点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管生为君主的路易如何过失深重，大革命带来的后果依旧比它试图消灭的罪恶更坏（杜尔哥语）。它除掉了国王，却未除掉自己承诺要消灭的专制与极权。在大革命造就的政治世界里，拿破仑用一顶从教宗手上夺来的帝冠埋葬了“启蒙哲学家”的宏大心愿。就这样，法国人开始了对权威主义和反叛精神的分裂式依恋（《拷问法国大革命》英译本序言）。

    那么“国民”呢？大革命以其名义拉开帷幕、掀起高潮，并以其名义处死国王的那个“国民”，在整个故事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不久后人们就会发现，“加弗洛什”们并未随着旧制度颠覆和国王之死而消失。在全面冲突、人口骤降、恐怖统治和一切剧烈痛苦过后，当街行乞的穷人、妇女和儿童有增无减，而且再无王室和教会施行救济。“国民”的全部意义似乎在于，它让人在国民公会的“贴标签”竞赛中便利地打倒对手。戴高乐评论法国人民“如同小牛”则是这一理念的喜剧性延续——在革命领袖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不知自己想要什么、需由“牧羊人”引路的牲口罢了（德穆兰语）。

    路易去世后，他的王后随即上了断头台。太子身陷囹圄，死于虐待。如愿王袍加身的普罗旺斯伯爵，倒曾为哥哥的受难洒下几滴热泪，还在横死的先王王后下葬之处，为他们竖起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这就是“无闻的国王”（JohnHardman：LouisXVI）最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