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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2月07日 星期三

    “只因他曾是个国王!”

    米兰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2月07日   16 版)
    《路易十六之死》,黄霄文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48.00元

        很多权威文献仍将路易十六描述为反对和镇压第三等级的“暴君”,而《路易十六之死》则赞同加缪的看法:“把集体杀害一个软弱而善良的人,当作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丑事。”

     

        时至今日,路易十六始终以颇为模糊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记录或文艺作品当中。透过封面和彩页上的数帧画像,人们能依稀窥见一位“温和敦厚的国王”(前言)的大致相貌。纵使眼角塌陷和高度近视使这位胖乎乎的国王显得浑浑噩噩、宛在梦中,可就连格外瞧他不上的茨威格都不得不承认,路易的整个面庞“十分和谐,既透露出威严的丰采,又给人以好感”(茨威格:《断头艳后》)。而不管革命小报如何对所谓“皇室阴谋”大肆渲染,马拉式的狂热分子如何不负责任地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后世的历史学家又是如何沉浸在阶级观念的幻觉中无法自拔,进而塑造出一位两面三刀,勾结外国君主,随时准备着号令三军血洗巴黎的残暴君主形象,历史上的路易十六其人,事实上从未下令镇压大革命。就连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频遭暴民威胁时(先于凡尔赛,后于杜伊勒里宫),他还吩咐忠心耿耿的瑞士近卫队不要主动开火,以免伤及无辜。当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再也捏造不出令人信服的罪状,也无法依据任何现有法律为其判决正名时,嗜血的“断头台大天使”圣茹斯特声嘶力竭的所谓“依据”,听起来如此荒诞:“他之所以该被处死,不因他做了什么,只因他曾是个国王!”(292页)

     

        巴士底塔楼上的革命者振臂一挥,引来无数英豪。他们堪堪与路易十六互为对照:“不可腐蚀的”罗伯斯庇尔,平生萍踪浪迹、眠花宿柳的米拉波,“宁可牺牲一百万人”以慰其雄心壮志的拿破仑,一身正气的美国革命英雄拉法耶特,各自嘴脸无一不清晰过国王那始终犹疑的容颜。而路易的“犹疑”来自他的不解:他也曾熟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亦深知法兰西之文明与富庶远胜邻国;大革命前法国人口几近三千万,相当于同期英国本土、西班牙和普鲁士的人口总和;整个十八世纪,法国人均收入始终在增长,农工商业、航运和国际贸易皆十分发达;间歇性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乃至美国战争造成的巨大赤字都无法为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一个解释(Jonathan Israel:RevolutionaryIdeas)——路易自然难以相信,注定迎来灭顶之灾的,竟会是开明程度远胜腓特烈、玛丽亚-特蕾莎和叶卡捷琳娜的法国王室。有一点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管生为君主的路易如何过失深重,大革命带来的后果依旧比它试图消灭的罪恶更坏(杜尔哥语)。它除掉了国王,却未除掉自己承诺要消灭的专制与极权。在大革命造就的政治世界里,拿破仑用一顶从教宗手上夺来的帝冠埋葬了“启蒙哲学家”的宏大心愿。就这样,法国人开始了对权威主义和反叛精神的分裂式依恋(《拷问法国大革命》英译本序言)。

     

        那么“国民”呢?大革命以其名义拉开帷幕、掀起高潮,并以其名义处死国王的那个“国民”,在整个故事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不久后人们就会发现,“加弗洛什”们并未随着旧制度颠覆和国王之死而消失。在全面冲突、人口骤降、恐怖统治和一切剧烈痛苦过后,当街行乞的穷人、妇女和儿童有增无减,而且再无王室和教会施行救济。“国民”的全部意义似乎在于,它让人在国民公会的“贴标签”竞赛中便利地打倒对手。戴高乐评论法国人民“如同小牛”则是这一理念的喜剧性延续——在革命领袖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不知自己想要什么、需由“牧羊人”引路的牲口罢了(德穆兰语)。

     

        路易去世后,他的王后随即上了断头台。太子身陷囹圄,死于虐待。如愿王袍加身的普罗旺斯伯爵,倒曾为哥哥的受难洒下几滴热泪,还在横死的先王王后下葬之处,为他们竖起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这就是“无闻的国王”(JohnHardman:LouisXVI)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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