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玉玺敲核桃

    文学领域的误解，并不仅仅发生在对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上，也会发生在对某一种体裁、某一种形式上，比如儿童文学，就常常被理解为那是专写给孩子看的。可是，童话大师安徒生便说过，他写那些童话的时候，就不光想到了孩子，也想到了在孩子身旁的大人。他写的那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美人鱼的故事，丑小鸭的故事，皇帝的新衣服的故事，大人们读起来不是也满有兴味吗？而且，大人们从中读到的题旨自会更加深刻。用马克·吐温的话说便是：“人只有在告别了儿童时代之后才能恰当地领会儿童时代的本质。”

    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便是一部具有这样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在这部书的卷首是题辞献给他的爱妻，而不是爱女（他写作此书时已有两个幼女）。到了他七十高龄的时候，他还重申，他当年写作此书“是专门给成年人看的”。过去了美国文学的马克·吐温时代，福克纳、海明威等一代大作家引领一代美国文学的时候，海明威还深情地赞美他的这位前辈，说当代美国文学就起源于马克·吐温的一部书，《汤姆·索耶历险记》之后的另一部儿童冒险经典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自然，首先是马克·吐温在儿童冒险作品中贯穿的思想，给后来的美国文学深深的影响。儿童们读《汤姆·索耶历险记》，会崇尚汤姆·索耶冒险的勇敢精神，大人们读来，便会领会到作者更深的用意。为了表达他对邪恶力量的痛恨，马克·吐温不惜用酷笔写下十恶不赦的印癫·乔死在山洞的惨状，那家伙是活活饿死在山洞的。在不得脱身的山洞里，他居然千方百计抓了几只蝙蝠吃了，只留下了几只脚爪。为了求生，他从钟乳石上接下滴水，“那死囚子砸断了那根石笋，在墩脚上放了一块石头，又在石头上挖出个浅窝，用来盛住那三分钟滴下一次的宝贵水滴，水滴得就像钟摆滴答那样死板准时而单调沉闷——每二十四小时才积上一羹匙那么点儿。”不甘心死去的恶棍，就渴望着靠这滴水活下去。但是，他死了。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邪恶会比善良活得更长久，更滋润，因此让苦难人生增添了一些人为的悲剧，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在人生的另一些阶段，当正义的人们奋起抗争，勇敢地与邪恶战斗的时候，恶棍便被囚进密不可脱的山洞，饿死困死，那一滴水救不了他的性命。马克·吐温用抒情的笔墨写那一滴水，透析的目光射向了人生、历史的苍茫处：

    那滴水呀，在埃及法老王那些方底尖锥塔形陵墓修建之初，就已经在往下滴着了；在特洛伊城陷落时，也还在滴着；在罗马城打下地基时，耶酥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征服者建立不列颠王国时，哥伦布航海时，以及在列克星敦大屠杀还是件“新闻”的时候，那滴水一直都在往下滴着。现在它还在往下滴着；而且直到未来，经过人类历史的后期和传统文明的垂暮，这些事情渐渐褪色模糊，最后完全湮没在沉沉黑夜中，不再有人提起的时候，这滴水还是会不断地往下滴着……

    这样的用笔，哪里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呢？在孩子们身旁的大人要读懂，也要好好用心才行，好好用心，还要加上对历史、人生、文明的悠长牵念和认知。

    《汤姆·索耶历险记》写儿童冒险，自然不会没有令儿童们心驰神往的经历，让儿童们兴奋起来，跃跃欲试。第十六章写抽烟，“初握烟斗苦与乐”，写大雨，篝火，孩子们的“男子汉风度”，不仅会让孩子们读得神往，也会让过去了儿童时代的大人们心热，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童年时代，如果没有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冒险经历，人生该失去多少光彩！汤姆和贝姬的“订婚”，像大人一样的海誓山盟，学大人的样子“亲嘴儿”，也会让童年不再的大人们忆想童年和青春——时光流逝，是这样的无可挽回啊！书，《汤姆·索耶历险记》这样的书，是要留住我们的童年，挽回已逝的韶华吧。

    马克·吐温本人对《汤姆·索耶历险记》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历险记之后，他又写了《汤姆·索耶出洋记》《汤姆·索耶当侦探》《汤姆·索耶的密谋》，后来还又写过一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汤姆·索耶最初的历险之后，汤姆·索耶走向了更为广大的世界，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见识更为不凡。他懂得了普通的跳蚤跳一跳，就等于自己身长的一百五十倍；而且，一秒钟里能跳五跳，也就是说，它在一秒钟里跳的路就等于自己身长的七百五十倍。如果是意大利种的头等跳蚤，它跳一跳的路就等于自己身长的三百多倍，而且一整天不断地跳着，每秒钟跳五跳，也就是说它一秒钟跳的路程等于自己身长的一千五百倍。由跳蚤的跳动，联想到人类的行动，加以对比，汤姆·索耶的见闻知识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思维，谁说那是小孩子的无稽想象幼稚思想呢？

    还是由汤姆·索耶这样的儿童出发，马克·吐温让他的小主人公身份一变，成为乞儿，又做了王子。《王子和乞丐》，依然属于可能会被误解的“儿童文学”范畴。马克·吐温在写给友人美国小说家豪威尔斯的信中，这样坦陈他对这部作品的态度：“万一这部书连一本也卖不出去，但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所体会到的艺术幸福一点也不会减少。”与《汤姆·索耶历险记》相比，《王子与乞丐》更为直接地指向了社会制度，皇室王朝，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得到了更为集中强烈的发挥。

    乞儿因为跟王子面貌相似，换上了王子的衣服，进入皇宫，便开始了又荒唐又真实的经历，令人发笑，又发人深思。成为了乞丐的王子流落到民间，他才会知道普通百姓的生活是如此这般，与宫廷的奢靡豪华迥然不同，这便促使人忽生异想：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样的换位，让统治者与民众、让富豪与乞丐换一下，生活一段时间，他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呢？从国家大政的制定以至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的确立。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发生，偶然而又偶然，极不可能。16世纪英国国王享利八世的太子爱德华和一个小乞丐汤姆·康泰的传说，被马克·吐温写成小说，便把那极不可能的偶然变为了现实，让我们在艺术中梦想成真。惹人发笑的地方自然也有，笑过之后，却是更加沉重，陷入深思，忧心忡忡。真相大白，乞儿的身份暴露，国王问他是怎样使用英国大御玺的，汤姆慌乱地回答：“用它敲核桃！”他的话引起了在场人的大笑，我们还是笑不出来。国家的御玺，如果不能在进步的制度上上打下钤印，它就只配让乞儿握了敲核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