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中国民主之路的深刻思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纲领和奋斗目标。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主任刘焕明教授潜心治学，精心撰就《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与历史经验》（以下简称《民主之路》），为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在史学研究领域、政治学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建设领域都有重要突破。

    首先，从史学研究来看，《民主之路》突破和扬弃了近代史与当代史研究的范式。“范式”一词源自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基本理念、方法或运算符号。关于近代史研究，一直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是把中国近代史看作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历史。而现代化范式是把近代中国的历史理解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范式最早见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后来范文澜、胡绳、郭沫若对其从认知框架、编史体例方面有所发展。

    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当代学者的解决方式有如下三种：“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J]，史学月刊，2014年6月，第62页）取代派、相容派、并立派都只是试图从观点和语言系统本身进行整合超越，不能深入到近代史内部。《民主之路》确立了民主研究范式，以民主问题为核心，把革命史的革命思想、革命进程融入进民主的探索中，把“革命因素”解读为民族的基本条件（第二章）。同时，《民主之路》还把近代史的渐进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民主理论发展融合起来（第三章），这种研究进路不但吸收了革命史研究对于历史环境的总体拔擢的特长，而且提取了现代化的思想的“渐进发展”的理论优势。

    不但如此，《民主之路》还给出了与革命史和近代史之间更为切近历史的“多元互动模型”，更为深刻地展示了该研究进路对于革命史与近代史范式的深层理论扬弃。在谈论革命史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刘教授不是简单给出革命推进民主的结论，而是从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交锋中，区分二者对于民主制度的不同看法，同时看到二者思想各自的保守性与激进型。在讨论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时，刘教授不是单纯地推出近代化推进民主的单一结论，而是分别论述了西方民主思想、马克思民主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民主的双重影响，既肯定了马克思民主思想在中国特色民主思想中的基础地位，指出了西方民主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也明确了西方民主的一些管理和治理方案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次，《民主之路》为走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争提出了辩证、包容的第三条路线。关于民主形式的讨论，一些学者偏向于协商民主，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1月：第28页），也可避免恶性竞争的弊端，在具体实践方面，他们要求把“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和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形式及其实践”（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1月：第28页）结合起来。然而，另一些学者偏向于选举民主，他们认为“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申建林，蒋田鹏：《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第23页）。

    《民主之路》在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保持平衡，这种包容性的思想建立在对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内在本质特点的独到把握基础上。刘教授把选举民主的特点界定为多票选举、区域民主、刚性民主、周期性选举；把协商民主的特点界定为协商共识、界别民主、柔性民主、常态化协商。以上特点的区分不但揭示了二者的区别，而且也从侧面给出了融通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刘教授提出了一种辩证的融通方案：多数票决与协商共识优势互补；区域民主与界别民主优势互补；刚性民主与柔性民主优势互补；周期性选举与常态化协商优势互补。

    其实，刘教授还从历史视野给出了解决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争的“暗线索”。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之争不是现代中国才有的争论形态，而是历史出现过的形态，刘教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案。改良派与维新派关于立宪与共和之争的本质就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争，孙中山等主张建立的共和国就是选举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康有为主张建立的宪政民主则包括了封建贵族参与的协商民主。对于二者，刘教授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刘教授看到了单纯的立宪派的“协商民主”与革命派的“选举民主”在中国都行不通，而智慧与辩证的解决方案是要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统一起来，在二者之间保持辩证的视野，这就为他的“辩证方案”做了历史和逻辑的论证。

    最后，《民主之路》对于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本质上，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在国家管理与治理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民主之路》不但是一部历史学领域的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政治学著作，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民主之路》的人民民主政治立场对于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侵蚀和霸权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迎来飞速发展，但是开放也带来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着力推销的就是西式民主，如何反驳西式民主，刘教授的民主之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提出“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超越”（《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与历史经验》，第435页），也就是说，刘教授提出批判西式民主的要害在于以人民民主对抗资产阶级民主。具体而言，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谐性、真实性，相反西方民主具有资产阶级的狭隘性、斗争性、虚假性。这就为我们反对西方民主政治中心主义指明了一条路径，也为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基石性理论。

    另外，《民主之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独特见解还在于提出了“阶级性与包容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国内的意识形态思想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力主西式民主，要么完全排斥，而刘教授的辩证之处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具体而言，坚持人民民主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但是我们不能失去包容性，西方的有些民主的形式还是值得学习的，比如参与性民主等。这就既体现了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灵活性和发展性，也坚持了“党性原则”。

    民主是自启蒙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民主模式本身具有多样性，然而，长期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创立的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一直得不到西方学者公正评价。《民主之路》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证了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但为伟大的时代做了精彩的注脚，而且为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作出了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