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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思
中国自古有治史的传统。如果说古代修史，主要是给君王将相提供博古通今的参考，那么在文化分层客观存在的当代，历史书写还同时面临着走向大众的任务。西方公共史学理念发展的成果之一，便是要求：历史学应该走出课堂和专业的圈子，让广大民众成为听众，给他们提供帮助。当然，实现这点并不容易。另外，通俗历史也有高下之分，难免出现不顾历史逻辑，为了讨好大众而不惜媚俗，把历史描述成阴谋论的舞台之类现象。
有没有既通俗易懂，又能不失准确，甚至还能联系当下实际的写法呢？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有过堪称成功的尝试。他所著《从历史看组织》就是一部深入浅出、将古代宰辅治国用兵之道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成功相结合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广获好评，多次再版。相信看过这本《从历史看组织》的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从历史看组织》说了什么
在《从历史看组织》中，许倬云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讲中国历史：把中国比作一家企业。历朝历代的统治就好比是在管理这家企业，企业的产品就是对老百姓安全和社会繁荣的保障。而在企业内部，皇室是董事会，丞相相当于总经理。遍布全国的分封王国是分公司，地方行政单位则相当于各地办事处。
为何能够进行这样的类比？许倬云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是人类的组织体系，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都会涌现，现代社会的复杂丰富程度，不亚于古代政府治理国家，这其中必然有共性和相通之处。于是，从先秦到清代，尽管几千年来分分合合，但从“企业管理”这个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家换了十多次老板的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史。每换一次老板，这家企业的组织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周代相当于创业期，秦汉是扩张与深化期，魏晋南北是分解重组期，唐代是谏诤和决策权力的转移，宋明提升已有组织的效率，清代则主要是组织转变阶段和对新资源的开拓时期。
通过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建立起一种贯通性思考中国历史的视角。同时，历史上那些组织变化的经验教训，也足可为当下的企业管理提供镜鉴。
《从历史看组织》的缘起与“应用历史学”
读《从历史看组织》，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二战后台湾企业迅速转型发展的写作背景，二是许倬云对“应用历史学”不遗余力的推广。
许倬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转变过程。据许倬云本人自述，这件事的缘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许倬云的学生简静惠与台湾企业家洪敏隆共同创办了洪建全基金会的文经学苑，为在企业界中培养人文素养，围绕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领导形态多次举行讨论会，并邀请许倬云出席讲演。
这里涉及当时台湾企业的发展背景。二战后的台湾企业经历了从公营事业独撑大局，到中小企业逐渐发展，大型企业、集团企业逐渐成型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也对台湾企业管理的变革提出了要求。据台湾管理学家许士军分析，当时台湾企业管理的最普遍的基础结构是中国文化中有关规范人际关系的传统伦理观念，这种观念下形成的组织追求按部就班，结果导致了一种僵化的官僚组织，不利于企业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虽然许多企业会向日本、欧美学习和效仿管理制度，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如何与外来的观念制度适应仍是个问题。
许倬云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的讲演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近距离看台湾企业的发展经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有管理制度的，它们是一小撮一小撮链接起来，没有形成集体。许倬云认为，台湾面临迅速的转型，若只从组织形态与人的行为方式来讨论，许多变化仍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历史上每有可以比较参证之处。而以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及若干朝代的政治特色，作为讨论企业领袖及企业组织的变化方式，借取其中的一些通性，能够使我们对于今天的变化多一份领悟。
这些讲演“意外”地引发了企业界和学界的热烈呼应，相应文字也随后出版，《从历史看组织》即其中代表。《从历史看组织》最先出版于1997年。其简体中文版于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相比《从历史看领导》等其他几部著作版权的几度更迭，《从历史看组织》版权一直保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多次再版。
课堂及课后的热烈反响是许倬云没有料到的，这也给许倬云带来了启发。他称自己“憬然惊悟”：“其实从历史中提出的许多经验，于今日仍有可供参考之处。长久以来，史学工作者埋首于专题研究，竟忽略了‘历史’本身应予发挥的功能！”
如果说，一开始许倬云用历史知识来讲企业管理是事出偶然，转变为自觉后，许倬云的侧重点便从企业管理教学转移到大众历史的推广，将这一类主题称为“应用历史学”。许倬云称自己“越来越感觉应尽此生余年，专心传输知识，使知识不再是专家们的禁脔。也许有些同行以为我‘不务正业’，然而只要我这一工作有意义，知我罪我，我已不再介意”。
历代政治组织的两种模式
《从历史看组织》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二者的制衡是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视角。许倬云的独到之处是将古代中央政治组织的两种典型模式与现代企业管理进行了类比。这两种模式分别是：以汉代为代表的A模式和以唐代为代表的B模式。
在A模式下，君权和相权相互独立。换到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就是监督者最好不要同执行者处于一个层次，要分开。在B模式下，独揽大权的丞相已经没有了，换之以集体宰相制度，这就好比总经理没有了，换成三个秘书处，都直接听董事长指挥。
在这两种模式中，许倬云似乎对A模式的评价高过B模式，他明确指出汉代能长期延续统治是得益于君权和相权的分离，这种运作体系相当符合经营一个公司的原则。这里也许会引起读者的一点误读，以为汉代政治制度一定好过唐代。实际上，这一比较是基于古代政治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类比，这些文字本身预设了企业管理者这一类读者对象，其背后是当时台湾的特殊时代背景。将中国比作企业，用企业管理来类比治理国家，确实可以方便读者轻松地阅读历史，但作为读者，不宜机械地把这理解为历史的本身。
可以看出，在面向大众的书写中，许倬云在主动地“低就”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此前的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中，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在学术性论文《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许倬云从汉代丞相社会来源的角度分析了汉代政权能延续四百年之久的原因。西汉初年的丞相主要来自功臣后代，汉昭帝和汉宣帝之后的丞相大多来自地方的官吏，汉元帝后更多来自儒生，这反映了汉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与统治政权的合作，这种紧密合作使得西汉政权建立了延续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看组织》的多方面启发
企业立足的根基是社会，再先进的制度理念也应该考虑本土化的问题。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很多来自欧美，但不能照搬，需要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许倬云就提出，管理学不能只跟经济学靠拢，还要考虑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培养出一套东西。《从历史看组织》产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企业发展转型的背景下，而今天大陆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恐怕比当年程度更甚，这种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做法值得重视。
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从历史看组织》生动地诠释了大众历史写作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历史书写和谈论的门槛降低了。《从历史看组织》的启发是，不必每个人都是专业历史学家，只要大家都培养起历史的眼光，用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问题，不光可以从历史看组织、看领导、看管理，还可以看许许多多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
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而许倬云依然坚持着对历史进行综合性的思考。王晴佳在《台湾史学史》中总结了台湾史学界的现状。当代台湾史学界的突出特征是“小的就是美的”和“自下而上”，学者们热衷于开拓新的历史研究领域，把目光聚焦在许多专题的、小的历史题材，例如社会生活史、医疗文化史、妇女史等等。这种贵“专”不贵“博”的情形，与传统的讲究综合的历史研究似乎背道而驰，虽然开拓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但不免带来“碎片化”的弊端。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局限于中国台湾。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仍有学者重视开展宏观的历史考察，比如许倬云《万古江河》一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通论。《从历史看组织》也是一部贯通性思考中国历史的著作，反映出许倬云作为“台湾第二代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的学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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