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的书》：一个与书有关的童话

    如何将童话想象的文法与现实社会及人生体验相结合，是当代童话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当下儿童文学领域，童话写作与儿童小说、图画书创作的热闹、繁盛相比，正如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所言，好比是“一条平缓前行的水流”，虽然没有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众语喧哗，但总有一批童话作家在此园地精心耕耘，同时，还有各种新老儿童文学创作力量加盟，从而不断丰富着童话创作的艺术空间。这其中就有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其新作《会说话的书》与作家以往创作的儿童小说、散文不同，就是一部充满童真、富有意趣的童话作品。

    孙卫卫多年积累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使其在驾驭童话这一新体裁时，依然能够驾轻就熟，整部作品的童话元素表现丰富、自然而流畅。作品的亮点之一在于幻想艺术形象的塑造。作家借用拟人的幻想表现手法，别出心裁地赋予了一本名为《会说话》的书以生命，并赋予他聪慧机智、乐于助人、正直善良、重情重义等人的情感思想。这本书的出现，给男孩陶陶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各种惊喜、惊险、欢乐与感动。以书作为童话的主人公，这与常见的童话拟人化对象，如动物、植物、玩具等相比显得新颖独特。这一艺术形象的由来，既是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成果，又与作家的个性及审美艺术追求息息相关——在儿童文学界，作家孙卫卫一向以爱书著称，对于书籍的挚爱、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与书进行心灵对话的习惯及自身具有的书卷气质，使作家自然而自觉地将书作为童话艺术的表现对象，文学的想象与真实、真诚的生命体验相结合，从而使《爱说话》这一童话形象显得活泼、灵动而又内蕴丰富。

    除了拟人化手法，《爱说话》这一形象中还蕴藏着来自古老的民间童话中的宝物形象母题元素。作为帮助者出现，改编现实世界的人物命运、推动情节的发展是宝物形象的母题功能意义之所在。《会说话》对于陶陶而言就是一个神奇的帮助者——他具有预测未来的本领；他研制病痛转移法帮助张老师顺利参加校庆典礼的发言；他协助陶陶家人及警察缉拿肇事逃逸的车主；他耗费自身能量帮助收废品的老爷爷一家过上好日子……民间童话元素的运用丰富了童话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当然，对于这种传统资源，作家在延承的基础上亦有创新与改造——对于陶陶合理的愿望想法，《会说话》竭尽全力去帮其实现，而对于陶陶因虚荣而想作弊的心理，他则绝不妥协；故事结尾《会说话》为帮助他人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相对于传统宝物形象单一、被动、缺乏变化的性格特质，《会说话》身上的个性及能动性使这一形象又具备了现代审美意义，因而更加立体、生动。

    当然，幻想虽是童话的艺术本质，但这一文体的当代创作如果仅仅架构在虚幻的想象世界上，而无现实生活的底色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将童话想象的文法与现实社会及人生体验相结合，是当代童话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位具有丰富的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创作经验的作家，孙卫卫对于当代儿童现实与精神世界的了解，使其在童话写作中能恰如其分地介入写实、观照现实。作品以现实世界为背景展开叙述，通过小学生陶陶偶然发现《会说话》这本书引入幻想叙事，在陶陶与《会说话》建立友情这条叙事主线上，穿插入一个个校园事件及社会事件，分别引入了友情、师生情、儿童内心成长、社会成长等现实话题，展现出作家面对儿童现实生活时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及对儿童生命状态的深切关怀。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传递的途径，具有鲜明的“前喻文化”特性，它在带给孩子新鲜、轻松与快乐的同时，也需为儿童提供一些蕴藏人性、万事万物的规律性的思想资源，从而为其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丰富的滋养。作为一位真诚与孩子沟通、渴望引导孩子成长的作家，孙卫卫在童话写作中也将自己对于生活、生命的思考融入其中，从而增添了作品的思想厚度。此外，诸如《会说话》喜欢扮演不同角色自说自话、陶陶细心守护自己和《会说话》间的秘密等细节描写，则展现出作家对于儿童性、儿童心理现实的精准把握，能更好地激发儿童读者的情感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学龄初期的儿童的阅读需求，该书还特别采用了拼音标注的形式，并附有专业教师所做的教学设计。